二○二○年三月中,我深受疫情擴散困擾,蝸居朋友在保加利亞鄉間的房子裡,思考新冠肺炎會怎麼改變世界的問題。我最初的答案化成文章,發表在幾份歐洲報紙上,敘述我們從這次危機初期可能可以學到的七個教訓。我預見在後疫情的世界,病毒出現前就已經存在的趨勢和衝突會強化;我依據這種邏輯,把病毒視為擴大器而不是破壞力量。我主張新冠肺炎會瓦解全球化,終結深具破壞性的過去十年,造成我們的政治、經濟和生活方式的重大變化。
我預期大家會對專業技能和科學新知恢復信心,在這種信心支持下,國家地位會重新恢復,民族主義會崛起,民主制度和大數據威權主義之間的界線會模糊化。我和很多人一樣,預期美國對全球的主宰力量會削弱(儘管我沒有預料到中國對全球的影響力會隨之上升)。
根據我的了解,新冠病毒會挑戰歐盟成立的若干主要假設,為歐盟的重大轉型計畫揭開序幕。如果情勢發展不利,新冠肺炎可能觸發歐盟的瓦解。
十九世紀俄國的偉大思想家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有句名言,說:「歷史沒有劇本。」我也總是有同樣的感覺。我思索新冠肺炎可能激發哪些變化時,會想到作家史帝芬.李科克(Stephen Leacock)在《打油小說集》中的一句話:「羅納度勛爵一言不發,飛速出門,飛身上馬,四處狂奔。」我認為世界即將改變,卻不認為改變的方向事前已經決定好,和冠狀病毒的快篩相比,我們的預測甚至更不可靠。
戰爭還沒打完,你不可能就評論戰後秩序,但是我文章中提到的七個教訓激發了一些辯論,迫使我重新檢視自己的論點。基本上,我支持自己稍早的結論,但隨著疫情進展,讓我困擾的不是我提出了錯誤的答案,而是問了錯誤、過時的問題。
舉例來說,我和其他評論家一樣,嘗試預測改變的方向時,全神貫注在民主政體或威權政體比較能夠妥善處理疫情上,其實情勢很清楚,政體的性質顯然不是控制疫情成敗的關鍵要素。正如美國學者瑞秋.柯蘭菲德(Rachel Kleinfeld)主張的一樣:「即使政客意圖利用這場危機,來宣揚自己屬意的政治模式,但目前沒有任何的紀錄顯示成效和政體之間,有著強烈的相關性。」
專制政體國家中,就屬新加坡表現優異,伊朗之類的其他專制國家卻做得相當差。同樣的,有些民主政體國家,像是義大利和美國走得跌跌撞撞,南韓、德國和台灣等其他民主國家,卻表現的可圈可點。在柯蘭菲德的分析中,這些國家能夠有效控制疫情,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先前有面對類似危機的經驗、社會高度互信、國家能力高超。柯蘭菲德認為,台灣、南韓、香港和新加坡的政體雖然不同,卻都從二○○二年到二○○三年間的SARS疫情中,得到正確的教訓,並且在冠狀病毒剛開始蔓延時,就發展出快篩,才能走在病毒前面。這三個國家都訂有緊急法令,賦予政府特別權力,去追蹤感染者的足跡,這些國家並放寬隱私條款,以便足跡訊息廣為流傳,警示有受病毒感染的人接受篩檢。最後,這些國家依賴強力執行的隔離措施,來減緩疫情爆發。
所有有效打擊新冠肺炎的國家,人民都高度信任政府;政府對社會的管制成功與否,取決於自發性的服從,而非強制執行。即使中國、新加坡和南韓的政體都相當不一樣,但在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上,這三個國家都排名在最高的前十名當中。只有公民信任的政府才能有效維持繁重的封鎖工作。
相反的,在專制的伊朗和民主的義大利,公眾對政府機關的信任度低落,導致推行社交距離時困難重重。根據柯蘭菲德的理論,政治的兩極化和對政府的低度信任,至少是美國因應這場危機時遇到困難的原因之一。
柯蘭菲德認定,政府在介入通訊、提供公衛到維持隔離政策和生產設備的能力,是成功因應這場危機的第三個關鍵因素。政府的辦事能力跟國家經濟或政體的特性之間,幾乎沒有什麼相關性,官僚體系的素質才具有決定性,預算或保健開銷的多寡不具決定性。
柯蘭菲德的研究顯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民主和專制體系加強政治宣傳的競爭時,世界各國對疫情的因應之道,卻造成不同政體之間的界線模糊化。民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一樣,樂於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同時,專制獨裁者也像要競選的民主政治人物一樣,對公眾的反應深感興趣。用英國政治哲學家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的話來說:「在封鎖時期,民主政體展現了和其他政體的相似之處,換句話說,追根究柢,政治就是權力與秩序。」也就是說,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政體,新冠肺炎帶來的改變,並非新版的「歷史終結」;而可能是意識形態強度下降、卻更不穩定的世界。
有時候,我們堅持到底的信念會土崩瓦解、我們對不確定性的集體意識會劇烈改變。大家開始忽略當下,取而代之的是思考未來,不論未來是大家所希冀還是害怕的東西。
只要一隻病毒就可以讓世界天翻地覆,正如我在文章中說的一樣:歐盟暫時中止運作,人民各自在自己的國家裡尋求安全庇護;民主制度處在停頓狀態中,大多數歐洲國家推出緊急法令,國會議員各自回家,遊行示威遭到取締,選舉延期,反對黨失去政治意義。這也是資本主義停滯的世界,失業率飛躍上升,全球經濟危機面對的毀滅性力量,遠遠超過當年的金融海嘯。政府對經濟市場的「干預」程度是一九八九年以來的空前新高,一時之間,國有化經濟變成了新常態。
今天我們開始相信各種可能性,是因為我們受到一些無法想像的事情圍困。我們突然能夠相信美國可能建立全民健保,中國將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權,俄羅斯總統普丁或許會失勢,歐盟瀕臨瓦解或是另組歐羅巴合眾國(European Union)。隨著飛機停飛、造成巨量汙染的企業關閉生產線,氣候變遷行動主義分子開始認為:低碳世界的夢想可以成真。歐盟會員國關閉邊境時,右派民粹主義分子開正如加裔美國製片人兼社運分子亞斯塔.泰勒(Astra Taylor)說的一樣,「對冠狀病毒疫情的反應透露出簡單的真理:長久以來,政治人物一直告訴我們很多政策不可能、不可行,顯然一直都是可能又可行的……現在我們知道原來這些『規範』沒有其必要性……這個前所未有的機運不只是按下了暫停鈕、緩解了苦痛,更永遠改變了遊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