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後疫情時代的關鍵趨勢：新冠肺炎重塑世界的五大思維》伊凡．克雷斯戴
十六世紀法國人道思想家蒙田說：「恐懼的強度超過所有的混亂失調。」而且恐懼可以促使民粹主義分子掌握大權。因此我們不必訝異怎麼會有這麼多人認為：右翼民粹主義分子會是冠狀病毒危機中的最大贏家。但是過去十年間，民粹主義會興起，應該用恐懼還是該用焦慮來解釋？
心理學家雖然指出恐懼與焦慮是近親（都包含了危險的概念），卻也強調恐懼是對特定可見危險、例如害怕被致命疾病感染的反應。
相反的，焦慮是認為未來會變得散亂、失焦、又沒有目標，大家擔心會過比自己還糟的人生，擔心移民將取代他們。大家擔心迎面而來的氣候災難，或擔心外星人可能入侵。焦慮的人也會憤怒，恐懼的人卻沒有生氣的餘裕，因為他們太忙於努力求生存。民粹主義分子善於利溫和的去全球化用焦慮的人的憤怒，焦慮的人和恐懼的人行為不一樣。愈來愈多社會心理學文獻主張，大家在恐懼之餘，「對於自由行動所受到的限制，會發展出高度的謹慎和自我意識，而且會把恢復比較高度凝聚力和明確性的願望，作為主要目標。」德國評論家馬塞爾．萊希─拉尼基（Marcel Reich-Ranicki）在回憶錄中坦白承認，二戰期間，他住在華沙猶太貧民區的那幾個月裡，雖然把所有時間都用在閱讀上，卻不曾拿起半本小說，因為他害怕如果他拿起小說來看，可能還沒看完，自己就過世了。
疫情最緊迫的階段過去後，大家不再害怕失去生命時，恐懼會回來，瑪琳．勒朋（Marie Le Pen）和薩爾維尼之流民粹主義政客可能重振聲勢。然而，現在因為新冠肺炎造成十分嚴重的恐懼，才使政府克服民粹主義者的雄辯，在這一役中贏得勝利。馬克宏和孔蒂的支持率會攀升，民粹主義挑戰者的支持率會下降，是因為恐懼的人不會找人傾訴心中的沮喪，而是會找人保護他們和提供知識。因此，新冠肺炎改變了公眾對專業技術的態度，相信有能力的政府會帶來社會福祉。相形之下，上次金融危機後，出現的是對專家和科技官僚的不信任。
溫和的去全球化
歐洲領袖面對新冠肺炎帶來的政治挑戰，正面臨下述策略性的抉擇：可以為維持開放邊界和全球化的世界而戰，也可以努力達成比較溫和的去全球化。我建議他們應該注意第二個選項。新冠肺炎下的全球化、加上十九世紀的經濟民族主義不再是歐洲中小民族國家的選項，也許會為以歐盟為中心的新興領土民族主義帶來機會。冠狀病毒告訴歐洲人：如果他們想保持安全，就不能容忍大部分藥物或口罩在歐洲以外的地方生產。同樣的，他們不能依賴中國企業打造歐洲的5G網路。
在這場危機的危險期中，我們看到各個國家自力更生，戰勝了彼此的互惠互利。義大利請求盟國提供緊急醫療設備時，沒有一個歐盟國家有回應。德國一開始就禁止醫用口罩及其他防護裝備出口，法國則徵用國內生產的所有面罩，歐盟執行委員會被迫介入，調節醫療設備的出口。
新冠肺炎導致歐洲懷疑論在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興起時，歐盟成員國極度不團結，可能導致歐陸四分五裂的議題，再度搬上檯面。回歸民族國家雖然是面對公衛危機時的正確反應，但是在缺乏美國領導、又遭到美中對立拆散的世界裡，一個更團結的歐洲和擁有緊急權力的布魯塞爾可能是面臨下一階段危機時，唯一實際可行的解決之道。
新冠肺炎形成了一個絕大的矛盾，就是關閉歐盟會員國之間的國界、把人民封鎖在他們住的公寓裡，反而讓人民的國際化程度上升到空前未有的高峰。全世界人民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擁有共同的話題、分享相同的恐懼。大家待在家裡，花無數時間，坐在電腦和電視螢幕前，把自己碰到的事情，拿來和其他地方居民碰到的事情比較。
這種時刻很奇特，在我們的歷史上可能絕無僅有，但我們不能否認，這樣感覺起來，好像我們正在占領一個共有的世界。
二十一世紀下的全球化，給予人們一個可視的錯覺，只有具有活動力的人，才能真正周遊世界，而且只有在不同地方都能自由自在過活的，才能保持普世主義觀點。但事實上，世界主義者康德一生之間，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家鄉柯尼斯堡 （Königsberg）。他的故里在不同的時代，曾經屬於不同的帝國，但他總是偏好待在這裡。今天的全球化 （或去全球化）的矛盾可能起源於他。新冠肺炎用世界主義感染了全球，也同時讓各國轉而反抗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