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後疫情時代的關鍵趨勢：新冠肺炎重塑世界的五大思維》伊凡．克雷斯戴
舉例來說，我和其他評論家一樣，嘗試預測改變的方向時，全神貫注在民主政體或威權政體比較能夠妥善處理疫情上，其實情勢很清楚，政體的性質顯然不是控制疫情成敗的關鍵要素。正如美國學者瑞秋．柯蘭菲德（Rachel Kleinfeld）主張的一樣：「即使政治人物意圖利用這場危機，來宣揚自己屬意的政治模式，但目前沒有任何的紀錄顯示成效和政體之間，有著強烈的相關性。」
專制政體國家中，就屬新加坡表現優異，伊朗之類的其他專制國家卻做得相當差。同樣的，有些民主政體國家，像是義大利和美國走得跌跌撞撞，南韓、德國和臺灣等其他民主國家，卻表現的可圈可點。在柯蘭菲德的分析中，這些國家能夠有效控制疫情，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先前有面對類似危機的經驗、社會高度互信、國家能力高超。柯蘭菲德認為，臺灣、南韓、香港和新加坡的政體雖然不同，卻都從二○○二年到二○○三年間的SARS疫情中，得到正確的教訓，並且在冠狀病毒剛開始蔓延時，就發展出快篩，才能走在病毒前面。這三個國家都訂有緊急法令，賦予政府特別權力，去追蹤感染者的足跡，這些國家並放寬隱私條款，以便足跡訊息廣為流傳，警示有受病毒感染的人接受篩檢。最後，這些國家依賴強力執行的隔離措施，來減緩疫情爆發。
所有有效打擊新冠肺炎的國家，人民都高度信任政府；政府對社會的管制成功與否，取決於自發性的服從，而非強制執行。即使中國、新加坡和南韓的政體都相當不一樣，但在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上，這三個國家都排名在最高的前十名當中。只有公民信任的政府才能有效維持繁重的封鎖工作。
相反的，在專制的伊朗和民主的義大利，公眾對政府機關的信任度低落，導致推行社交距離時困難重重。根據柯蘭菲德的理論，政治的兩極化和對政府的低度信任，至少是美國因應這場危機時遇到困難的原因之一。
柯蘭菲德認定，政府在介入通訊、提供公衛到維持隔離政策和生產設備的能力，是成功因應這場危機的第三個關鍵因素。政府的辦事能力跟國家經濟或政體的特性之間，幾乎沒有什麼相關性，官僚體系的素質才具有決定性，預算或保健開銷的多寡不具決定性。
柯蘭菲德的研究顯示，新冠肺炎造成民主和專制體系加強政治宣傳的競爭時，世界各國對疫情的因應之道，卻造成不同政體之間的界線模糊化。民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一樣，樂於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同時，專制獨裁者也像要競選的民主政治人物一樣，對公眾的反應深感興趣。用英國政治哲學家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的話來說：「在封鎖時期，民主政體展現了和其他政體的相似之處，換句話說，追根究柢，政治就是權力與秩序。」也就是說，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政體，新冠肺炎帶來的改變，並非新版的「歷史終結」；而可能是意識形態強度下降、卻更不穩定的世界。
有時候，我們堅持到底的信念會土崩瓦解、我們對不確定性的集體意識會劇烈改變。大家開始忽略當下，取而代之的是思考未來，不論未來是大家所希冀還是害怕的東西。
只要一隻病毒就可以讓世界天翻地覆，正如我在文章中說的一樣：歐盟暫時中止運作，人民各自在自己的國家裡尋求安全庇護；民主制度處在停頓狀態中，大多數歐洲國家推出緊急法令，國會議員各自回家，遊行示威遭到取締，選舉延期，反對黨失去政治意義。這也是資本主義停滯的世界，失業率飛躍上升，全球經濟危機面對的毀滅性力量，遠遠超過當年的金融海嘯。政府對經濟市場的「干預」程度是一九八九年以來的空前新高，一時之間，國有化經濟變成了新常態。
今天我們開始相信各種可能性，是因為我們受到一些無法想像的事情圍困。我們突然能夠相信美國可能建立全民健保，中國將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權，俄羅斯總統普丁或許會失勢，歐盟瀕臨瓦解或是另組歐羅巴合眾國（European Union）。隨著飛機停飛、造成巨量汙染的企業關閉生產線，氣候變遷行動主義分子開始認為：低碳世界的夢想可以成真。歐盟會員國關閉邊境時，右派民粹主義分子開始覺得邊境可能永遠不會重開。
正如加裔美國製片人兼社運分子亞斯塔．泰勒（Astra Taylor）說的一樣，「對疫情的反應透露出簡單的真理，長久以來，政治人物一直告訴我們很多政策不可能、不可行，顯然一直都是可能又可行的……現在我們知道原來這些『規範』沒有其必要性……這個前所未有的機運不只是按下了暫停鈕、緩解了苦痛，更永遠改變了遊戲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