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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爭中長大會對孩子造成什麼影響?精神分析師: 創傷會透過「潛意識」、「表觀遺傳」世代傳遞

2023/11/23  
  

文/《創傷會遺傳:解開創傷的世代遺傳之謎,卸下潛意識擔在身上的痛楚》加莉特・阿特拉斯博士著

 

編按:

多次獲獎的精神分析師加莉特.阿特拉斯博士,在陪伴病人探尋「創傷遺留」的過程中,交織自身生命經驗。看似是描繪其他人,讀來卻發現刻劃的是我們自己:對愛與理解的渴望、不被認可的感覺、被壓抑的無名恐懼等。

 

一九七○年代開始,神經科學證實精神分析的研究:生還者的創傷(甚至是他們不曾開口談論的黑暗祕密)對他們子女和孫子女的生活都會造成實質影響。那些相對近期的研究,焦點放在表觀遺傳學、非基因的影響、基因表現的改造。學者探訪創傷生還者的後代,分析他們身上的基因有何變化,並研究環境如何在個人的基因留下化學記號,再傳遞給下個世代,特別是創傷在這個過程中造成什麼影響。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每個家庭都背負了某種傷痛的過往。每個家庭裡的創傷都會以獨特的方式保存下來,並在尚未出生的成員身上留下情緒印記。

 

過去十年,當代精神分析與實證研究拓展了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與世代創傷的相關文獻,探查創傷如何從一個世代傳遞到下個世代,存留在我們的身體和心靈。研究世代之間的創傷遺傳時,臨床醫師探討祖先的創傷如何成為情緒的遺留,傳遞給後代,在我們與未來世代的心中留下痕跡。

 

《創傷會遺傳》談的是被消音的經驗。那些經驗不只屬於我們,也屬於我們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並衝擊著我們的生活。無聲的祕密不讓我們充分發揮潛能,影響著我們的身心健康,在我們的想望與能力之間挖掘鴻溝,也像鬼魂一樣糾纏我們。本書將娓娓道來過去、現在、未來之間的關連,並問:我們要如何向前?

 

我和弟妹從小就學會判斷什麼事情不該談論,我們從不過問死亡,盡量不談性,最好也不要表現得太傷心、太生氣或太失望,大聲喧譁更是大忌。父母沒讓我們背負不快樂的事,而且他們推崇樂觀主義。每當他們說到童年,總是形容得多姿多彩,同時也隱藏心理創傷、貧窮、移民與種族歧視帶來的委屈。

我父母都還年幼的時候,他們的家人拋下一切,移民到以色列。我的父親來自伊朗,我的母親來自敘利亞,兩人都在七個小孩的家庭中長大,住在貧窮的社區。但他們的苦難不只來自貧窮,還來自偏見:在一九五○年代,他們在以色列是次等民族。

 

父親有兩個姊姊,才剛會走路就病死了,當時他還未出生。他剛生下來的時候也病得非常嚴重,差點沒能活下來。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祖父,生來就眼盲,需要我父親和他一起外出工作,在街上賣報紙。從小我就知道父親沒上過學,七歲就開始養家。他教導我勤奮,希望我能獲得他自己當年負擔不起的教育。

 

母親和父親一樣,一出生就面臨生死關頭。十歲的時候,她的大哥死了,全家悲痛不已。母親不太記得童年的事,因此我也無從得知。我不確定我的父母是否發現,他們的過去如此相似。他們默默地,與疾病、貧窮、年幼痛失親人以及恥辱相連。

 

就像許多其他家庭,雖不明說,但我們全家人都心知肚明,沉默是抹煞不愉快的最好方式。當時的想法是,你不記得的東西就不會傷害你;但,如果無論你怎麼努力,其實還是記得呢?

 

我是他們第一個孩子,而他們過去的創傷就住在我的體內。

我長大的地方有戰爭,我們這些小孩經常感到驚恐,但我們還不太清楚自己籠罩在納粹大屠殺的陰影中,也不太了解暴力、失落、無止境的悲痛是加諸在我們全體國民身上的印記。

 

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是一九四八年以來的第五場戰爭,那時我才兩歲。妹妹在開戰第一天出生,父親和其他男人一樣被軍隊徵召,於是母親把我留在鄰居家,獨自去醫院生產。以色列遭到大規模攻擊,每個人都措手不及。傷兵湧進醫院,醫院頓時太過擁擠,臨盆的女人被移到走廊。

 

我不太記得戰爭的事,但童年經驗往往將日常視為正常,所以戰爭也被如此看待。接著好幾年,學校每個月都有「戰爭演習」,演練安靜地走到避難所。我們小孩很高興不用讀書,可以在避難所裡玩桌遊,我們還會開玩笑,說飛彈可能會擊中這裡,或者恐怖份子會把我們捉去當人質。我們學到的是,沒什麼事會困難得無法處理,危險乃家常便飯,而我們需要的是勇敢,並保持幽默。

 

我在學校的時候從不害怕,只有晚上會擔心恐怖份子可能從這個國家所有的家庭裡選了我家,那樣一來,我根本救不了我家人。我想過納粹大屠殺時最理想的躲藏地點:地下室、閣樓、書房後方、衣櫃,也知道訣竅是「一定要保持安靜」。

 

但我就是不擅長保持安靜。青少年時期,我開始玩音樂,心想說不定我就是需要發出聲音讓人聽到。當我站在舞台上,音樂就是魔法。我不能大聲說出口的,能夠透過音樂表達。那是我對不能開口的抗議。

 

一九八二年,黎巴嫩戰爭爆發,而我已經長大到能夠明白可怕的事情正在發生。學校的紀念牆上名字越添越多,這次是我們認識的年輕人。失去兒子的父母來學校參加紀念典禮,而我是為他們歌唱的人,對此我感到驕傲。我會直視他們的雙眼,確保自己沒有哭,以免搞砸了歌曲,讓人取代我,拿走麥克風。每年紀念典禮的最後,我們都會齊唱「和平之歌」(Shir LaShalom),在以色列那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歌曲。我們發自內心深處為和平歌唱,我們想要有個新的開始,想要解放我們的未來。

 

我長大的過程中,他們向家家戶戶保證,等到小孩十八歲要入伍時,已經沒有戰爭了。但是直到今天,那件事情還是沒有成真。我在軍隊擔任樂手,祈求和平;在基地之間往返,穿越邊界,為軍人高歌。波斯灣戰爭爆發時,我十九歲。

 

我們人在路上,大聲播放搖滾樂,聲音大到必須小心留意,以免錯過警報聲,來不及跑進避難所戴上防毒面具。某天開始,我們決定放棄面具、停止避難,每次警報響起,反而跑到屋頂,看著來自伊拉克的飛彈,猜測會落在哪裡。在每次如雷貫耳的爆炸聲後,我們會繼續聽音樂,而且播放得更加大聲。

 

我們為軍人高歌,他們也是我們童年的朋友、鄰居、兄弟。當他們聽到流淚時(這還蠻常發生的),我感覺自己的心觸碰了另一顆心,吐露出無法言說的聲音。我們的音樂表達了許多不能大聲說出口的事情:我們害怕,但不准承認害怕,即使對自己也是;我們還太年輕,想要回家、戀愛、旅行到遠方;我們想要正常的生活,但我們不確定什麼才是正常。做音樂並高聲歌唱很有意義,也令人暢快。我尋找真相、揭開內心情緒傳遞的旅程,正是從這裡開始。

 

終於,幾年後我離開家鄉,搬到紐約,開始研究不可言說的事情那些意識之外,無聲的記憶、感覺、欲望。我成為精神分析師,探索潛意識。

 

心靈就像神祕的故事,分析它就像是作調查。我們知道有位潛意識心靈的大偵探,名叫佛洛伊德,他就是福爾摩斯的大粉絲,收藏了許多偵探小說。某方面而言,佛洛伊德借用福爾摩斯的方法:蒐集證據,搜尋表面底下的真實,挖掘真相。

 

就像偵探,我和父母試著追尋蛛絲馬跡,不只傾聽那些線索的聲音,也傾聽它們的沉默,以及我們雙方都不知道的事。那是細膩的工作,蒐集童年回憶,蒐集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傾聽闕漏,傾聽未曾訴說的故事;尋找線索,將線索拼成一張圖,然後問,當時到底發生過什麼,發生在誰身上?

心靈的祕密不只包括我們自己的生命經驗,也包括以前的世代遺留給我們,由我們背負卻渾然不覺的記憶、感覺、創傷。

 

/

 

緊接著二次大戰後,精神分析師開始檢視創傷對下個世代的衝擊。那些學者許多是逃離歐洲的猶太人,他們的父母從大屠殺中生還。身為生還者的後代,上一代的創傷也在他們心中劃下痕跡,但他們毫不自覺。

 

一九七○年代開始,神經科學證實精神分析的研究:生還者的創傷(甚至是他們不曾開口談論的黑暗祕密)對他們子女和孫子女的生活都會造成實質影響。那些相對近期的研究,焦點放在表觀遺傳學、非基因的影響、基因表現的改造。學者探訪創傷生還者的後代,分析他們身上的基因有何變化,並研究環境如何在個人的基因留下化學記號,再傳遞給下個世代,特別是創傷在這個過程中造成什麼影響。這類實證研究強調,壓力荷爾蒙對大腦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左右了生理機制,讓創傷藉此世代傳遞。

 

在紐約西奈山醫院的伊坎醫學院,創傷壓力研究中心主任瑞秋.葉胡達(Rachel Yehuda)博士做過大量研究。她的團隊揭露,納粹大屠殺生還者的後代,皮質醇濃度較低,而這是幫助身體在創傷後恢復的荷爾蒙。研究發現,這些後代相較於同輩,有不同的壓力荷爾蒙特徵,可能導致他們傾向罹患焦慮症。研究並指出,納粹大屠殺生還者和曾被奴役的人、戰爭退伍軍人,以及經歷重大創傷的人一樣,他們的後代儘管身體健康,一旦經歷了創傷或目睹了暴力事件,便更有可能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從演化觀點來看,表觀遺傳學方面的改變,可能是為了在生理上讓孩子作好準備,幫助他們在面臨和父母類似的環境時得以生存;但事實上,這些改變反而會讓孩子在從未親身經歷那些創傷的情況下,背負創傷的症狀。

 

這項研究結果,對於我們這些試圖了解人類心靈的人並不意外。臨床工作上,我們看見創傷的經驗入侵下個世代的生命深層,而且呈現的方式不僅難以解釋,也往往令人驚訝。我們深愛撫養我們長大的人,而他們就住在我們體內;我們經歷他們的情緒傷痛,我們夢見他們的記憶,我們知道不曾明說的事情,而那些事情以我們不見得理解的方式形塑我們的人生。

 

我們繼承家族的創傷,甚至包含那些我們不曾聽說的。生於匈牙利的精神分析師瑪利亞.托洛克(Maria Torok)和尼可拉斯.亞伯拉罕(Nicolas Abraham),在巴黎研究當地納粹大屠殺的生還者和他們的子女。即使父母從未提起,他們遭受的打擊與失落,仍帶給下個世代許許多多情緒,兩位學者稱之為「幽靈」。父母心中未經處理的創傷形成種種感受,遺留給子女,成為住在他們體內的幽靈,成為那些不曾言說與不可言說的鬼魂。我們繼承的,就是那些若有似無、「像鬼魅一樣」的經驗。那些經驗侵入我們的現實生活,可見又實在;它們步步進逼,留下痕跡。我們知道,也感覺得到,但不總是能夠辨認那些事情的根源。

 

在《創傷會遺傳》中,我透過精神分析的視角和最新的心理學研究,讓個案的敘事和我個人的故事兩相交織,帶出愛與失落、個人與家國的創傷。本書描繪了種種方式,讓我們找到來自過去,使我們退縮不前、介入我們生活的鬼魂。所有我們未曾意識的事情在我們身上重新上演,這些事情存留在我們的心靈、身體,透過所謂「症狀」讓我們知曉:頭痛、執念、恐懼症、失眠,都可能是某些事情的跡象,卻被我們推到心靈最深處的角落。

 

我們如何繼承、保有、處理我們不記得或不曾親身經歷的事?那些出現在眼前,我們卻無法全然明白的事究竟有多沉重?我們真的能對彼此保守祕密嗎?我們傳遞給下一代的,又是什麼?探索這種種問題,是為了不受過去的祕密束縛,走向解放我們內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