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中長大會對孩子造成什麼影響？精神分析師： 創傷會透過「潛意識」、「表觀遺傳」世代傳遞

文／《創傷會遺傳：解開創傷的世代遺傳之謎，卸下潛意識擔在身上的痛楚》加莉特・阿特拉斯博士著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每個家庭都背負了某種傷痛的過往。每個家庭裡的創傷都會以獨特的方式保存下來，並在尚未出生的成員身上留下情緒印記。

過去十年，當代精神分析與實證研究拓展了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與世代創傷的相關文獻，探查創傷如何從一個世代傳遞到下個世代，存留在我們的身體和心靈。研究世代之間的創傷遺傳時，臨床醫師探討祖先的創傷如何成為情緒的遺留，傳遞給後代，在我們與未來世代的心中留下痕跡。

《創傷會遺傳》談的是被消音的經驗。那些經驗不只屬於我們，也屬於我們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並衝擊著我們的生活。無聲的祕密不讓我們充分發揮潛能，影響著我們的身心健康，在我們的想望與能力之間挖掘鴻溝，也像鬼魂一樣糾纏我們。本書將娓娓道來過去、現在、未來之間的關連，並問：我們要如何向前？

我和弟妹從小就學會判斷什麼事情不該談論，我們從不過問死亡，盡量不談性，最好也不要表現得太傷心、太生氣或太失望，大聲喧譁更是大忌。父母沒讓我們背負不快樂的事，而且他們推崇樂觀主義。每當他們說到童年，總是形容得多姿多彩，同時也隱藏心理創傷、貧窮、移民與種族歧視帶來的委屈。

我父母都還年幼的時候，他們的家人拋下一切，移民到以色列。我的父親來自伊朗，我的母親來自敘利亞，兩人都在七個小孩的家庭中長大，住在貧窮的社區。但他們的苦難不只來自貧窮，還來自偏見：在一九五○年代，他們在以色列是次等民族。

父親有兩個姊姊，才剛會走路就病死了，當時他還未出生。他剛生下來的時候也病得非常嚴重，差點沒能活下來。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祖父，生來就眼盲，需要我父親和他一起外出工作，在街上賣報紙。從小我就知道父親沒上過學，七歲就開始養家。他教導我勤奮，希望我能獲得他自己當年負擔不起的教育。

母親和父親一樣，一出生就面臨生死關頭。十歲的時候，她的大哥死了，全家悲痛不已。母親不太記得童年的事，因此我也無從得知。我不確定我的父母是否發現，他們的過去如此相似。他們默默地，與疾病、貧窮、年幼痛失親人以及恥辱相連。

就像許多其他家庭，雖不明說，但我們全家人都心知肚明，沉默是抹煞不愉快的最好方式。當時的想法是，你不記得的東西就不會傷害你；但，如果無論你怎麼努力，其實還是記得呢？

我是他們第一個孩子，而他們過去的創傷就住在我的體內。

我長大的地方有戰爭，我們這些小孩經常感到驚恐，但我們還不太清楚自己籠罩在納粹大屠殺的陰影中，也不太了解暴力、失落、無止境的悲痛是加諸在我們全體國民身上的印記。

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是一九四八年以來的第五場戰爭，那時我才兩歲。妹妹在開戰第一天出生，父親和其他男人一樣被軍隊徵召，於是母親把我留在鄰居家，獨自去醫院生產。以色列遭到大規模攻擊，每個人都措手不及。傷兵湧進醫院，醫院頓時太過擁擠，臨盆的女人被移到走廊。

我不太記得戰爭的事，但童年經驗往往將日常視為正常，所以戰爭也被如此看待。接著好幾年，學校每個月都有「戰爭演習」，演練安靜地走到避難所。我們小孩很高興不用讀書，可以在避難所裡玩桌遊，我們還會開玩笑，說飛彈可能會擊中這裡，或者恐怖份子會把我們捉去當人質。我們學到的是，沒什麼事會困難得無法處理，危險乃家常便飯，而我們需要的是勇敢，並保持幽默。

我在學校的時候從不害怕，只有晚上會擔心恐怖份子可能從這個國家所有的家庭裡選了我家，那樣一來，我根本救不了我家人。我想過納粹大屠殺時最理想的躲藏地點：地下室、閣樓、書房後方、衣櫃，也知道訣竅是「一定要保持安靜」。

但我就是不擅長保持安靜。青少年時期，我開始玩音樂，心想說不定我就是需要發出聲音讓人聽到。當我站在舞台上，音樂就是魔法。我不能大聲說出口的，能夠透過音樂表達。那是我對不能開口的抗議。

一九八二年，黎巴嫩戰爭爆發，而我已經長大到能夠明白可怕的事情正在發生。學校的紀念牆上名字越添越多，這次是我們認識的年輕人。失去兒子的父母來學校參加紀念典禮，而我是為他們歌唱的人，對此我感到驕傲。我會直視他們的雙眼，確保自己沒有哭，以免搞砸了歌曲，讓人取代我，拿走麥克風。每年紀念典禮的最後，我們都會齊唱「和平之歌」（Shir LaShalom），在以色列那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歌曲。我們發自內心深處為和平歌唱，我們想要有個新的開始，想要解放我們的未來。

我長大的過程中，他們向家家戶戶保證，等到小孩十八歲要入伍時，已經沒有戰爭了。但是直到今天，那件事情還是沒有成真。我在軍隊擔任樂手，祈求和平；在基地之間往返，穿越邊界，為軍人高歌。波斯灣戰爭爆發時，我十九歲。

我們人在路上，大聲播放搖滾樂，聲音大到必須小心留意，以免錯過警報聲，來不及跑進避難所戴上防毒面具。某天開始，我們決定放棄面具、停止避難，每次警報響起，反而跑到屋頂，看著來自伊拉克的飛彈，猜測會落在哪裡。在每次如雷貫耳的爆炸聲後，我們會繼續聽音樂，而且播放得更加大聲。

我們為軍人高歌，他們也是我們童年的朋友、鄰居、兄弟。當他們聽到流淚時（這還蠻常發生的），我感覺自己的心觸碰了另一顆心，吐露出無法言說的聲音。我們的音樂表達了許多不能大聲說出口的事情：我們害怕，但不准承認害怕，即使對自己也是；我們還太年輕，想要回家、戀愛、旅行到遠方；我們想要正常的生活，但我們不確定什麼才是正常。做音樂並高聲歌唱很有意義，也令人暢快。我尋找真相、揭開內心情緒傳遞的旅程，正是從這裡開始。

終於，幾年後我離開家鄉，搬到紐約，開始研究不可言說的事情—那些意識之外，無聲的記憶、感覺、欲望。我成為精神分析師，探索潛意識。

心靈就像神祕的故事，分析它就像是作調查。我們知道有位潛意識心靈的大偵探，名叫佛洛伊德，他就是福爾摩斯的大粉絲，收藏了許多偵探小說。某方面而言，佛洛伊德借用福爾摩斯的方法：蒐集證據，搜尋表面底下的真實，挖掘真相。

就像偵探，我和父母試著追尋蛛絲馬跡，不只傾聽那些線索的聲音，也傾聽它們的沉默，以及我們雙方都不知道的事。那是細膩的工作，蒐集童年回憶，蒐集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傾聽闕漏，傾聽未曾訴說的故事；尋找線索，將線索拼成一張圖，然後問，當時到底發生過什麼，發生在誰身上？

心靈的祕密不只包括我們自己的生命經驗，也包括以前的世代遺留給我們，由我們背負卻渾然不覺的記憶、感覺、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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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二次大戰後，精神分析師開始檢視創傷對下個世代的衝擊。那些學者許多是逃離歐洲的猶太人，他們的父母從大屠殺中生還。身為生還者的後代，上一代的創傷也在他們心中劃下痕跡，但他們毫不自覺。

一九七○年代開始，神經科學證實精神分析的研究：生還者的創傷（甚至是他們不曾開口談論的黑暗祕密）對他們子女和孫子女的生活都會造成實質影響。那些相對近期的研究，焦點放在表觀遺傳學、非基因的影響、基因表現的改造。學者探訪創傷生還者的後代，分析他們身上的基因有何變化，並研究環境如何在個人的基因留下化學記號，再傳遞給下個世代，特別是創傷在這個過程中造成什麼影響。這類實證研究強調，壓力荷爾蒙對大腦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左右了生理機制，讓創傷藉此世代傳遞。

在紐約西奈山醫院的伊坎醫學院，創傷壓力研究中心主任瑞秋．葉胡達（Rachel Yehuda）博士做過大量研究。她的團隊揭露，納粹大屠殺生還者的後代，皮質醇濃度較低，而這是幫助身體在創傷後恢復的荷爾蒙。研究發現，這些後代相較於同輩，有不同的壓力荷爾蒙特徵，可能導致他們傾向罹患焦慮症。研究並指出，納粹大屠殺生還者和曾被奴役的人、戰爭退伍軍人，以及經歷重大創傷的人一樣，他們的後代儘管身體健康，一旦經歷了創傷或目睹了暴力事件，便更有可能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從演化觀點來看，表觀遺傳學方面的改變，可能是為了在生理上讓孩子作好準備，幫助他們在面臨和父母類似的環境時得以生存；但事實上，這些改變反而會讓孩子在從未親身經歷那些創傷的情況下，背負創傷的症狀。

這項研究結果，對於我們這些試圖了解人類心靈的人並不意外。臨床工作上，我們看見創傷的經驗入侵下個世代的生命深層，而且呈現的方式不僅難以解釋，也往往令人驚訝。我們深愛撫養我們長大的人，而他們就住在我們體內；我們經歷他們的情緒傷痛，我們夢見他們的記憶，我們知道不曾明說的事情，而那些事情以我們不見得理解的方式形塑我們的人生。

我們繼承家族的創傷，甚至包含那些我們不曾聽說的。生於匈牙利的精神分析師瑪利亞．托洛克（Maria Torok）和尼可拉斯．亞伯拉罕（Nicolas Abraham），在巴黎研究當地納粹大屠殺的生還者和他們的子女。即使父母從未提起，他們遭受的打擊與失落，仍帶給下個世代許許多多情緒，兩位學者稱之為「幽靈」。父母心中未經處理的創傷形成種種感受，遺留給子女，成為住在他們體內的幽靈，成為那些不曾言說與不可言說的鬼魂。我們繼承的，就是那些若有似無、「像鬼魅一樣」的經驗。那些經驗侵入我們的現實生活，可見又實在；它們步步進逼，留下痕跡。我們知道，也感覺得到，但不總是能夠辨認那些事情的根源。

在《創傷會遺傳》中，我透過精神分析的視角和最新的心理學研究，讓個案的敘事和我個人的故事兩相交織，帶出愛與失落、個人與家國的創傷。本書描繪了種種方式，讓我們找到來自過去，使我們退縮不前、介入我們生活的鬼魂。所有我們未曾意識的事情在我們身上重新上演，這些事情存留在我們的心靈、身體，透過所謂「症狀」讓我們知曉：頭痛、執念、恐懼症、失眠，都可能是某些事情的跡象，卻被我們推到心靈最深處的角落。

我們如何繼承、保有、處理我們不記得或不曾親身經歷的事？那些出現在眼前，我們卻無法全然明白的事究竟有多沉重？我們真的能對彼此保守祕密嗎？我們傳遞給下一代的，又是什麼？探索這種種問題，是為了不受過去的祕密束縛，走向解放我們內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