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經濟」時，究竟在談論什麼？資本主義、自由貿易，還是發大財？原來咬一口草莓、喝一口可樂都是經濟難題？劍橋經濟學家張夏準新作《餐桌上的經濟學》中，以文化、經濟歷史和貿易切入，以18道食材看見經濟學的過去與未來。
文／《餐桌上的經濟學》作者、劍橋經濟學家 張夏準
可口可樂這個名稱是彭伯頓的商業夥伴法蘭克．羅賓森（Frank Robinson）所想出來的，結合了這種飲品的兩大原料：古柯葉（coca leaf）和可樂果（kola nut）。
可樂果來自西非，含有咖啡因和巧克力也有的可可鹼（請見〈巧克力〉）。這兩種物質都是興奮劑，而可樂果的咖啡因含量甚至比咖啡和大多數的茶葉還多。因為這個特性，西非人會咀嚼可樂果來提神，同時抑制食慾，因此吃下可樂果的人便能「長時間勞動而不感到疲累或口渴」。在西非文化中，咀嚼可樂果是社區集會、生命階段重要的儀式，也是簽署條約及合約的典禮上相當常見的行為。據說，可樂果也會讓遠洋船隻上發臭不新鮮的飲用水變得比較好喝，所以被來自非洲的奴隸船所利用。
在二○一六年，可口可樂裡的可樂果被合成化學物質取代。結果，可口可樂就好比某些熟齡搖滾樂團，多年來因為藝術風格不同和成員衝突而經歷多次重組，最後沒有任何一個當初的成員留下來。可口可樂的另一個創始成員古柯葉則含有古柯鹼，可增加可樂果當中咖啡因和可可鹼的功效。不過，它早在一百多年前的二十世紀初就「脫離樂團」，因為古柯鹼的成癮性質在當時漸漸明朗，公司決定從配方中加以剔除。
古柯鹼來自古柯這種植物，是南美洲西部的原生種。它生長在高海拔的安地斯山脈，原住民會咀嚼古柯葉或拿它泡茶來喝，以緩解在氧氣濃度較低的地方工作所出現的疼痛，同時讓他們不吃東西也可以撐下去，因為古柯葉跟可樂果一樣可降低食慾。用這些方式食用古柯葉並不會讓人成癮或傷害身體，而且更重要的是，古柯葉就像可樂果一樣，在安地斯山脈和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族群裡，扮演了重要的文化和宗教角色。那裡有很多人都會種植古柯。
大膽違逆華盛頓共識的粉紅潮流
玻利維亞的前總統（二○○六—二○一九年在任）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以前也是古柯農夫――他同時也是拉丁美洲國家之中第二位當過總統的原住民；第一位則是十九世紀的墨西哥總統貝尼托．胡亞雷斯（Benito Juárez，任期一八五八—一八七二年）。一九九○年代晚期到二○○○年代初期，玻利維亞政府加入美國的「毒品戰爭」，在美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試圖強制消滅古柯農業。莫拉萊斯發起了反抗運動，因而在政壇崛起。
在抗議所謂「華盛頓共識」――是指財政緊縮、貿易自由化、管制鬆綁、民營化等一系列政策，在先前的二十年對該國造成不好的影響――的聲浪之中，莫拉萊斯於二○○五年當選總統。華盛頓共識會有這個名稱，是因為提倡這些政策的三個經濟組織都把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它們分別是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國際上權力極大。
當上總統後，莫拉萊斯便將該國主要的出口產業天然氣國有化。接著，他將水電和鐵路等公用事業部分國有化，並提高多為外國籍的礦業公司繳納給政府的權利金，藉此守護國家的礦業財產，同時他也增加社會福利支出。許多經濟學家都預測，他的做法將造成嚴峻的經濟災難，因為根據華盛頓共識，產業國有化、對外國投資者實施不友善的政策以及「向下」所得重分配，都是一個政府對國家經濟所能做出最糟糕的事情。
然而，玻利維亞的表現推翻了那些質疑。莫拉萊斯推動這些政策，該國在他任內的所得不平等程度自然大幅降低。然而，該國的經濟成長也同樣顯著上升，平均每人所得的年成長率在一九八二到二○○五年的華盛頓共識期間只有○．五％，在莫拉萊斯任期則升高為三％。
違抗華盛頓共識後還能改善經濟表現的拉丁美洲國家不只有玻利維亞。從一九九○年代晚期到二○○○年代中期，有好幾個拉丁美洲國家的左翼或偏左黨派上台掌權，包括阿根廷、巴西、厄瓜多、烏拉圭和委內瑞拉，這被稱作粉紅潮流。
這些國家沒有像玻利維亞一樣厲害，但是這些粉紅潮流政府確實逼退了許多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它們增加了對窮人的福利支出，有些國家提高最低薪資、強化工會，進而增加國民所得分配給勞工的比例，有些國家則部分逆轉了貿易自由化的程度，並增加對特定產業的補貼、加強對外國投資者的規範（請見〈香蕉〉）。
它們的政策推翻新自由主義正統派的預測，促進平等和更快的成長。唯一的例外是尼古拉斯．馬杜洛擔任總統時格外悽慘的委內瑞拉。在他的任內，委內瑞拉的經濟崩解了。但，前任總統烏戈．查維茲為委內瑞拉帶來的經濟表現雖不像其他粉紅潮流國家那樣令人讚賞，卻也比前一段的新自由主義時期還要進步。
我的意思不是說，粉紅潮流國家一切都很順利。這些國家大部分都有降低不平等的程度，可是跟國際標準相比，它們的不平等情形依然非常嚴重。更重要的是，粉紅潮流政府沒有努力為可永續的經濟成長建立紮實基礎，發展高生產力產業來取代長期成長潛力十分有限的礦業、農業等傳統自然資源產業（請見〈鯷魚〉）。
在這方面最失敗的就是巴西。巴西的粉紅潮流政府分別是由綽號「魯拉」（魷魚的意思！）的達席爾瓦和羅賽芙所率領，他們大體延續了新自由主義時期的自由貿易和產業政策，導致該國曾經了不起的製造業衰退到無力回天的地步。粉紅潮流時期結束時，巴西竟比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巔峰期還要仰賴鐵礦、黃豆和牛肉等天然資源的出口。
二○一二到二○一三年間，全球商品價格因為中國的超速成長而在二○○○年代飆漲的情況來到尾聲，由於粉紅潮流國家沒有減少對初級產品的依賴，因而受到重創。結果是，這些政府在二○一○年代後期的大選中都失勢了，而玻利維亞政府則是被政變所推翻。只有委內瑞拉是例外，因為在馬杜洛的獨裁政權下，這個國家已經淪為一個詭異的社會主義變種。
然而，政府的更迭並沒有帶來新自由主義舊體制的復甦。阿根廷和玻利維亞的粉紅潮流政黨在短暫的插曲後又重新掌權。我在二○二二年的春天寫下這段文字時，很多評論家預測巴西在右翼的雅伊爾．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悽慘的任期以及前總統魯拉回歸政壇之後，粉紅潮流政黨將在巴西二○二二年的總統大選中再次獲勝。
除此之外，在二○一○年代晚期和二○二○年代初期，一些之前沒有加入粉紅潮流的拉丁美洲國家也開始傾向左派。在墨西哥和秘魯，偏左的安德烈斯．曼努埃爾．羅培茲．歐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與佩德羅．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分別在二○一九年和二○二一年就任總統。二○二二年，古斯塔夫．裴卓（Gustavo Petro）成為哥倫比亞第一個左派總統。
這方面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加夫列爾．博里奇（Gabriel Boric）的當選。三十五歲的博里奇過去曾是學運人士，代表左翼黨派的政黨聯盟「廣泛陣線」，贏得二○二一年十二月的智利總統大選。自一九七三年的軍事政變以來，智利一直都是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先驅，並對柴契爾夫人和雷根在一九八○年代的新自由政策（請見〈秋葵〉）十分期盼。所以，宣布「智利是新自由主義的誕生地，但也是它的墳墓！」的博里奇被選為智利總統時，就彷彿美國人投票禁絕可口可樂一樣，太荒謬了……。
在亞洲和非洲等其他開發中地區，抗拒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舉動就沒有這麼明顯了。
在亞洲，這主要是因為該地區的國家本來就不曾像拉丁美洲國家那樣嚴格遵循華盛頓共識的政策。亞洲的經濟表現大致上都不錯，因此相較之下，比較少國家需要大量借用華盛頓組織的制度，也就沒有那麼必要採納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此外，許多亞洲國家在經濟政策的意識形態沒有那麼強烈，所以就算採納新自由主義政策，那些政策通常也不會像在拉丁美洲那樣實踐得過於極端。
華盛頓共識的政策雖然讓非洲國家承受比拉丁美洲國家還多的痛苦，可是非洲卻比拉丁美洲更難公然加以抗拒，因為它們更依賴華盛頓經濟組織的金援。雖然如此，過去十年左右，非洲大陸各地愈來愈發覺政府應該扮演更積極主動的角色，而不是像華盛頓共識建議的那麼消極被動。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連在富國也成效不彰。這些國家的政府在前幾十年的「混合經濟」時期，比較積極主動地限制和規範市場力量――儘管新自由主義認為這些做法「較具侵略性」。然而，到了一九八○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時期，這些國家的成長速度變慢、不平等情況加遽，經濟危機也更為頻繁。
然而，新自由主義政策為開發中國家造成特別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這些政策特別不適合它們的需求。其中最關鍵的地方在於，新自由主義正統派否認開發中國家若要發展經濟，有必要透過貿易保護、補貼、規範外國投資者以及其他政策支持，才有可能為自己的生產者創造成長空間，以獲得從事生產力更高的產業的能力（請見〈蝦子〉和〈香蕉〉）。更糟的是，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華盛頓經濟組織採用了被戲稱為「餅乾模」的方法，將同一套政策推薦給每一個國家，卻沒有考量各國經濟狀況和政治社會環境的差異。
儘管有少數像我一樣的人對可口可樂不是完全滿意，但可口可樂能夠持續享有成功，充分顯示了一個成功的產品必須讓顧客開心。華盛頓共識的套裝政策沒有讓它的顧客開心，因此雖然曾在開發中世界發揮巨大的影響力，也註定會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本文摘自三采文化《餐桌上的經濟學》／ 劍橋經濟學家 張夏準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