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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所畏,勝過放炸彈的懦夫

201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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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傑夫.鮑曼(Jeff Bauman) 、 布雷.威特(Bret Witter)

我很清楚我的人生是在何時改變,是當我看見塔默蘭.查納耶夫(Tamerlan Tsarnaev)的那一刻。

那時是二○一三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二點四十八分,

美國繼九一一事件之後,最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將在一分鐘後登場,而嫌犯就站在我旁邊。

我們跟波士頓馬拉松大賽的終點線距離半個街區,周圍群眾將近五十萬人。這項大賽是愛國者日(Patriot’s Day)的重頭戲。

愛國者日是波士頓的特殊節日,為了慶祝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保羅.瑞維爾(Paul Revere)跟民兵展開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戰。

愛國者日在民間也代表春天的開始,尤其波士頓冬季嚴寒,所以一半的市民會在這天休假,到戶外走走。

波士頓紅襪隊(RedSox)按照傳統在上午十一點開賽,同一時間,馬拉松大賽的最後一組跑者開始起跑。

下午二點半,棒球迷會從楊基路走上博伊斯頓街,這時觀看馬拉松的群眾更多了。

我跟蕾咪和米雪兒在半小時前來到這裡,準備為我的女友艾琳.赫蕾 (Erin Hurley)加油。

那時人行道上人潮洶湧,餐廳與酒吧滿是穿著紅襪隊球衣或波士頓字樣上衣的客人。

第一輪中厲害的跑者已經在幾小時前就結束賽程,但後面陸陸續續仍有跑者抵達終點,圍觀群眾也變得越來越多,

包括艾琳在內的多數參賽者是為公益而跑,他們跑得很一般,所以很需要支持,也值得我們的喝采。

放眼所見,大家都在歡呼鼓掌,鼓勵他們繼續跑下去,終點線就在前方,很快就要到了。

這時我留意到查納耶夫。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怎麼來到我身邊的,我只記得當我往右一轉時,就看見他離我很近,也許只有一步之遠,

他整個人散發一股怪怪的氣息,他戴著太陽眼鏡,白色棒球帽壓得很低,身上穿著太過厚重的連帽外套,那天可沒那麼冷。

不過最不對勁的,還是他的舉止,當大家都在歡呼跟觀賽,都很快樂與開心,卻唯獨他例外。他獨自一人,毫無快樂的感覺。

他肯定是在幹某個勾當。

當他朝向我時,他的太陽眼鏡擋住我的視線,看不到他的眼睛,但如今我才知道他在瞪我;

我才知道他準備殺了我,他一定在想著,不到一分鐘後我就會掛了,所以他的臉上毫無一絲情感,毫無懷疑,毫無懊悔,完全冷酷。

我們互看對方八秒左右,也許十秒左右,然後米雪兒說了些什麼,我就轉頭回應她。

蕾咪想看得更清楚,所以往終點線擠過去,我準備跟米雪兒提議說去找蕾咪,跟她說旁邊有個怪怪的傢伙。

但我沒說出口,而我轉頭看時,他已經不見了。

謝天謝地,我心想……。

然而,我留意到他的背包,那個放在地上的背包,而且就在我的腳邊。

我心裡突然感到一陣恐懼,腦中響起在機場常聽到的警告廣播:

別讓行李離開身邊,看到可疑行李請向航人員通報。我左右張望,想找到那個傢伙。

然後我聽見,聽見了爆炸聲,不像電影上的炸彈聲,沒有震耳欲聾,而是三聲清楚的砰砰砰,一響接著一響。

接下來的畫面,對我而言沒有任何的模糊混亂,反而清清楚楚。

醫院裡的精神科醫師後來告訴我,是因為我的大腦「點燃了」,在爆炸那瞬間變得高度警戒,

所以即使記憶支離破碎,每片記憶卻清晰無比。

我記得我睜開雙眼,看見煙霧,接著明白我正坐在地上仰望天空。

我記得有一個女子跨過我面前,而且渾身是血,接著是眾人四散逃竄。

地面上有鮮血,有肉塊,而且燒燙,是駭人的燒燙,聞起來像是地獄在辦野炊。

出了意外,我心想,但不知出了什麼事。我坐起身來,看見米雪兒躺在地上,離我有一小段距離,

臨時護欄壓在她身上,她的小腿被炸開一個洞,骨頭露在外面。

糟了,我心想。

我們的目光對上,她朝我伸出手,我也朝她伸出手,接著她看到我的腿,停下動作,雙眼瞪得很大。

我往下看,我的膝蓋下方空空如也並且坐在一灘血泊裡,在我自己的血泊裡,而我的兩條小腿沒有了。

我望向四周,四處鮮血淋漓,到處是殘肢肉塊,不只是我的而已。

這不是意外,我心想,是他幹的,一定是剛剛那個王八蛋幹的。

然後我聽見第二個爆炸聲,來自遠方的某處,距離第一顆炸彈爆炸只隔十二秒。

這是戰場,我心想,警察會追緝他,會有槍戰,不會有人來顧我。

我躺了下來,想著自己快死了,而死也沒什麼嘛,雖然我滿短命的,才活了二十七年,但過得還不錯。死了也沒關係。

接著一個名叫艾倫.潘特(Allen Panter)的急診醫師本來在對街觀賽,現在跑來我這邊,試圖用止血帶包住我的殘肢,一邊大聲呼喊。

「誰能脫下衣服給我!」他轉頭大喊:「外套也好,鞋帶也好,都好!這邊有人血一直流!」

「走開。」我說。

「冷靜點。」

我一直很冷靜,無比冷靜,倒是這傢伙讓我很煩亂。

「去幫別人啦!」我大叫著推開他:「去幫我朋友!」

他用手指沾著我的血,在我的額頭寫上一個紅紅的「C」。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大概是「緊急」(critical)的意思吧。

接著他離開了,邊跑邊大喊發令。雖然我的耳朵嗡嗡響,但仍聽得到尖叫聲。

我看到一個女子和我一樣躺在地上,但她一動也不動,雙眼睜大。

有一個戴米色牛仔帽的男子抬起米雪兒身上的護欄,接著轉身面向我,

我下一件知道的事就是他抓住我的上衣,在拳上扭緊,一手把我拉起來,讓我坐上一部本來要給累到走不動的完賽跑者坐的輪椅。

我坐上輪椅的瞬間如遭電擊,像電影《黑色追緝令》(Pulp Fiction)裡約翰.屈伏塔把腎上腺素打進烏瑪.舒曼的心臟那樣。

我的身體活了過來。我心想,不行,傑夫,絕對不能被那個敗類打倒。

「我不會有事的。」我說。

「對。」牛仔帽男子匆匆繞到我身旁:「對,你不會有事的。」

我們經過一個醫護站,有人叫我們停下來。

「不行!」牛仔帽男子大喊,腳步並未減慢:「我們要去醫院。」

我右腿上的止血帶鬆了,因為卡到輪子扯了開來。突然有第二個男子出現,他們扶著我的右腿,壓住傷口止血,我往下抓著左腿,想做點什麼。

一位攝影師從混亂中現身,在我們匆匆經過之際蹲在路旁拍著照片。

我心想,他在這裡做什麼?

我們穿過波士頓馬拉松大賽的終點線。我從輪椅被抬上救護車,只看見大賽的布條。

「你是?」一個女子說:「你的名字是?」

「鮑曼。」我回答時,他們正把我固定住:「傑夫.鮑曼。」

「你是包曼先生嗎?」那個女子向牛仔帽男子大聲問。

「什麼?」

「你是包曼先生嗎?」

「不是。」他說:「我不是他哥。」那女子聽錯了我的姓。

救護車從博伊斯頓街疾駛向波士頓醫學中心(Boston Medical Center),馬上就有一位醫護人員出來處理我的傷口。

「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說。

那個醫護人員停頓片刻並抬起頭,第一次看著我的臉。

「他還醒著。」他朝前座的某人大喊:「這位先生還醒著。」

「有炸彈。」我說。

「你確定?」

「嗯,有炸彈。」

「你怎麼知道?」

「我有看到那傢伙。我知道是誰幹的。」

我突然失去一、兩秒的意識,接著又忽然清醒。

傑夫,別昏過去啊,我這樣告訴自己,要保持清醒。

直到如今,我都還清楚記得那天的過程:

記得救護車裡懸在我頭上的裝置、記得在我們抵達時已經等在一旁的醫護人員、記得我被急忙推過走道、一名穿制服的員警跑著跟在一旁。

我知道是誰幹的,我試著告訴他。我知道,我知道。我想讓別人也知道,以防萬一,但我無法讓他停下腳步,無法讓任何人聽我說。

「冷靜點。」一直有人對我說:「躺下來,冷靜點。」

然後,我發現自己躺在手術檯上,身旁有十到十二個人圍著我。

這時我開始驚恐,我在電視與電影上看過許多醫院的場景,這讓我很不喜歡醫院。

「放我下去。」我大喊:「我很清醒,放我下去。」

有一張臉湊向我,比其他張臉更逼近我。他滿年輕,像是影集《諾曼第大空降》(Band of Brothers)裡的溫特斯少校。

「別擔心。」他說:「我們會把你照顧好。」

確實,那天人人都在照顧我,並且救了我一命。他們是英雄,給了我這個活下來的機會,讓我證明我,不,是我們,勝過放炸彈的懦夫。

我們沒被摧毀,一無所懼。

我們是生命的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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