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少即是多：棄成長如何拯救世界》傑森．希克爾（Jason Hickel）
成長有個特點，它聽起來如此美好，它也是一個強大的隱喻，深植在我們對自然過程的認知中：孩子成長、作物成長……所以經濟也應該成長。但這個框架使用了一個錯誤的類比，自然成長過程總有盡頭。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成長，但不是長到兩百七十五公分高，我們當然不希望他們沿著一條無止境的指數曲線成長下去；相反的，我們希望他們長到一個成熟點，然後維持健康的平衡狀態。我們希望作物成長，但只長到成熟為止，到了那一點便收割它們和重新栽種。這是生命世界的成長方式。它趨於平穩。
資本主義經濟完全不是這回事。在資本的成長義務下，沒有地平線，沒有到了未來某一點，經濟學家和政治人物會說我們的錢夠了或東西夠多了。它沒有終點（end），就這個英文字的雙重意義而言，不會到期也沒有目的。它毫無疑問地假設，成長可以且應該永遠繼續下去，為成長而成長。想起來令人吃驚，經濟學的主要信念居然認為不論一個國家變得多富裕，它的GDP應該繼續上升，年復一年，沒有可辨認的終點，這是何其荒謬的假設。有時候，我們的確會看到這個模式出現在自然界，但只伴隨災難性的後果，例如癌細胞，它會自我複製，為複製而複製，但對生命系統造成致命的結果。
想像我們可以無限擴張全球經濟，是否認關於地球生態極限最明顯的事實。這個覺悟最早出現在一九七二年，當麻省理工學院的科學家團隊發表一份開創性的報告，叫做《成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報告概述該團隊的尖端研究，他們運用一個叫做World3 的強大電腦模型，分析從一九○○到一九七○年綜合生態、社會和經濟三方面的數據，並預測到了廿一世紀末的世界會發生什麼的十二個不同情境。
結果引人注目。在一切如常的情境中，經濟繼續以它的正常速度成長，到了二○三○和二○四○年之間某時，我們會陷入危機。在複合成長率的驅動下，可再生的資源開始達到其再生能力的極限，非再生資源開始枯竭，污染開始超過地球的吸收能力。國家必須花愈來愈多錢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因此花更少的錢於必要的再投資，以致無法繼續創造成長。經濟產出開始下滑，糧食供應停滯，生活水準下降，人口開始減少。「最可能的結果，」他們略帶不詳地寫道：「是人口和工業產能兩者相當突然和不可控制地同時衰退。」
它碰觸到一條敏感的神經。《成長的極限》一夕爆紅，成為史上最暢銷的環保類書籍，汲取一九六八年青年反抗運動後盛行的反文化精神。
但反撲接踵而至，且挾著雷霆萬鈞之力。報告被《經濟學人》、《外交事務》、《富比士》和《紐約時報》等重量級報刊痛批，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也紛紛跳出來指責說那個模型太簡化。它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擅長的、似乎無限的創新。當然，現有的非再生資源存量可能會耗盡，但新科技會讓我們找到新的儲量，或找到使用替代物的方法。沒錯，可供生產再生資源如糧食的土地面積有限，但我們總能研發更好的肥料和更多產的作物品種，或在倉庫裡種植糧食。
牛津大學教授威弗瑞德．貝克曼（Wilfred Beckerman）甚至說：「由於科技進步的奇蹟，沒有理由假設經濟成長不能再持續兩千五百年。」雷根做了一支競選廣告挑戰現任總統、環保人士卡特，廣告攻擊極限的概念，頌揚無限，並將它連結到美國夢的精神。「沒有成長極限這回事。」他說：「因為人類想像力沒有極限。」那是一個打動人心的訊息，美國人相信了。雷根以壓倒性票數打敗卡特。
接下來十年，隨著一九八九年蘇聯解體，以及圍繞著美式消費主義全球化的亢奮情緒，《成長的極限》差不多被忘光了。它的警告被丟在一旁，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一九九二年著作《歷史之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中宣揚的理念反而成為共識：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唯一道路，而且看來它將在全世界永久延續下去。
但接著形勢丕變。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樂觀情緒戛然而止。人們對自由市場魔法無邊及美國夢普世承諾的信心徹底動搖。大銀行破產，世界各地幾百萬人失去房子和工作。在不顧一切恢復成長的企圖下，許多政府給銀行紓困，幫富人減稅，刪修勞動法，並以嚴厲的撙節措施砍社會支出。這激起一波又一波庶民社會運動，包括占領華爾街、西班牙反撙節運動、阿拉伯之春，人們對一個優先考慮資本而輕忽人民的制度感到憤怒。隨著這些運動展開，加上暴風、野火、旱災、水災經常占據媒體頭條，世界開始意識到氣候變遷真實存
在。
在系統性危機的背景下，人們開始質問盛行的經濟共識，生態極限的問題再度衝到前端。但這一回，舊的《成長的極限》心態已被全新的極限思維取代。
《成長的極限》的問題在於，它只聚焦在資源有限的本質，而我們需要那些資源來維持經濟運轉。這種思考極限的方法很容易被駁倒，當其他人指出，如果我們能找到新的儲量或用新的資源取代舊的，如果我們發展提高再生資源產量的方法，就不必擔心那些極限了。當然，這個替代和強化的過程只能撐一段時間，到了某一點，我們會碰到絕對極限，但據我們所知，那一點距離現在還很遙遠。
但這不是生態真正的運作方式。經濟成長的問題不只是我們遲早會耗盡資源，問題是它逐步降低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當陸上石油儲量枯竭，我們可以轉移到離岸儲量，但這兩個來源都促成氣候崩壞。我們也許能用一種金屬代替另一種，但增加任何金屬的開採都會污染河川和摧毀棲息地。我們也許能用化肥灌滿農田來強化收成，但不可能不造成土壤貧化和授粉昆蟲銳減。替代和強化的做法也許讓我們迴避資源極限一陣子，但它仍然驅動生態崩潰。問題是這個。
近年來，生態學者已發展一個新的、更具科學力的思考極限的方法。二○○九年，一個團隊在斯德哥爾摩復原力中心的約翰．洛克斯崇（Johan Rockström）、美國氣候學家詹姆斯．漢生（James Hensen）及「人類世」一詞發明者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領導下，發表一篇開創性的論文，提出一個新概念，他們稱之為「地球界限論」（planetary Boundaries）。地球生物圈（biosphere）是一個整合系統，可以承受重大壓力，但超過某一點就開始崩壞。他們引用來自地球系統科學的數據，辨別九個潛在去穩定化過程，包括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減少、海洋酸化、土地用途變更、氮磷負荷、淡水使用、大氣懸浮微粒負荷、化學污染和臭氧耗損。但我們必須管控這些過程以維持系統完整。
科學家估計每一個過程的「界限」。例如，若要維持氣候穩定，大氣二氧化碳濃度不應超過三百五十ppm（我們在一九九○年跨過那條界限，在二○二○年達到四百一十五ppm）；物種滅絕速度不應超過每年百萬分之十物種；林地變更不應超過地球土地面積的二十五％等等。嚴格來說，這些界限不是「硬性」極限，跨過它們不表示地球系統會立刻當機。但它的確表示我們進入一個危險地帶，冒著觸發轉折點的風險，最終可能導致不可逆轉的崩潰。
──本文摘自三采文化《少即是多：棄成長如何拯救世界》 / 傑森．希克爾（Jason Hick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