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國小小兵》萊諾拉．朱（Lenora Chu）
我是小小兵，天天練本領。
舉起望遠鏡，看得清又清。
舉起小手槍，砰砰砰！
開起大炮艇，轟轟轟！
做個好騎兵，衝衝衝！
我是小小兵，天天練本領。
一二一，一二一，我們向前進。
向～～前～～進～～。
《我是小小兵》——中國幼兒園教唱的兒歌
這在當時確實是個好主意。我在兒子三歲大時，讓他在全中國最大，擁有二千六百萬人口的上海，就讀公立學校。
我們家是移居中國的美國人，中國的教育體系因為培育出許多世界頂尖的學術人才而備受讚譽。我和先生都是新聞工作者，做為父母，我們想要「入境隨俗」，也想給孩子中國式教育，讓孩子學到全世界最普遍使用的語言「華語」——原諒我會這麼想，但這有什麼不好？
「宋慶齡幼兒園」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個很自然的選擇。我們住在上海市中心，它距離我們家只有兩條街遠。在中國城市菁英眼中，幾乎是孩子學前教育最佳的選擇。它招收的孩子，大多來自共產黨高官、富有企業家、房地產巨頭和社會名流的家庭。偶爾週末散步經過時，我會看到年輕的中國父母凝望著學校大門，好像在夢想孩子的無限未來。在中國，孩子的早教是非常重要的，爸媽們常說「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我想宋慶齡是能夠提供中式教育的最佳學校。
孩子的轉變是非常明顯的。學期開始沒多久，我就發現家裡這位向來被形容為「精力過剩」的小男孩，成了個規矩的學生。雷尼會乖乖地向老師問好，聽從老師的每一個指令，在隊伍中耐心排隊，並且願意幫忙做家事。
他也開始學中文，與中國文化尤其重視的勤奮和學科能力。有一天，雷尼問我在課堂上聽到的中文字。
「congming是什麼意思？」他問我，棕色的眼睛睜得大大的。
「congming是聰明。」我回答道。
「我想要聰明，」他點點頭接著又皺起鼻子。「那keai呢？」
「意思是可愛。」我說，他的眼睛睜大了。
「我不想要可愛，我想要聰明。」雷尼說。
某天下午，他從學校回來，額頭上貼著一張閃亮的紅星星貼紙。
「誰給你這顆紅星星？」我問兒子。
「老師啊！我今天表現得很好。」雷尼唧唧喳喳地回答，在我研究他的額頭時抬頭看我。
「為什麼會有這顆紅星星呢？」我大膽地提問，對於他的學習環境，我實在是太好奇了。「因為你跑很快嗎？」
雷尼大笑了起來，笑聲從肚子深處真誠地發出來，好像我剛說出口的話是他聽過最荒謬的事。
「媽媽，跑很快拿不到紅星星。」他得意地笑著，大大的棕色眼睛發著光。「因為我坐著不動，才能得到紅星星。」
坐著不動？我立刻意識到自己認知的錯誤。
在美國，學生會因為特別的努力或表現而獲得獎勵；在中國，你會因為合群和聽話得到星星。這是美國的名人文化相對於中國的模範公民；突出相對於合群；個人的卓越表現相對於集體行為價值的差異。
我當然懂中國人的方式，畢竟我是移民美國的中國女兒。但，我也是美國公立學校教育與其個人選擇文化的產物。身為父母，我希望以正確的理由培養孩子好習慣，盡量以堅定但輕鬆的教育方式進行。只是，我懷疑雷尼的老師是否給了他正確的價值觀？
「為什麼要坐著不動？老師強迫你不能動嗎？」我問雷尼，音調和速度隨著每個問題升高。
一個三歲小男孩實在招架不住我接連的發問。我先生羅布提醒我，這些問題聽起來好像在說：「你的人權被侵犯了嗎？」
幾個星期後，雷尼突然在晚餐時宣布：「吃飯的時候不要說話。」
「誰說的？」我立刻說道。「老師嗎？」
羅布對於這點也是無法置信。「所以你在吃午餐的時候不能說話？」
「不能。貝貝和梅梅每次一說話，老師就會說『安靜』！有時候老師會生氣。」雷尼慢慢地回答，羅布則搖搖頭。我在德州的童年回憶，其中最美好的一部分來自學校的午餐時間；同學間會拿花生醬交換火腿三明治、討論遊戲日以及週五晚的聚會、幫學生會拉票——以最多的噪音來凝聚友誼；羅布也是接受美國教育長大，他很難想像自己的兒子在看到薩拉米香腸（或是眼前的黃豆）時可以保持沉默。
我發現，中國的菁英教育多是從行為控制開始。我兒子和他的二十七名中國同學，昂首挺胸坐在成排靠緊的小椅子上，雙手乖乖放在膝蓋上。他學會坐的時候不亂動或雙腳不亂伸，以免老師生氣。他也知道不能碰身旁的同學，老師說話的時候不可以隨意插嘴，或者未經老師同意就擅自喝水。最重要的是，他學會不要引人注意。
這顆紅星星是他安靜坐在位子上的獎勵，我兒子證明自己是個可以拿到星星的學生。雖然雷尼說話還不流利，但他清楚表達了一件事：這張貼紙不能拿下來。雷尼向我們展示這顆紅星星時，自豪地昂起下巴。他在足球課、同學生日派對上都貼著，甚至在我想幫他洗臉時，他都拒絕拿下來。
「不要！」他在我們做睡前準備時揮手喊道。紅星貼紙在他入睡後仍然完好地貼在額頭上。
我們是否在不知不覺中加入一場爭奪孩子思想的戰爭？
「我們不該擔心嗎？」我不禁大聲說了出來。
「別擔心。」我先生總是如此回應，儘管有時我看到他的眉頭皺了起來。
我怎能不擔心！當我在自家社區漫無目的地散步時，我注意到中國孩子在外表現得體，對老人家有禮貌，玩遊戲時守規矩。平日下午三點經過小學時，可以看到父母或祖父母在蜿蜒的接送隊伍裡耐心等待——在這裡，孩子的教育是全家動員的事。不難想像這些孩子長大成人後將成為自律的天才，受到全世界尊重。但是，他們是不是得放棄什麼？
當我開始想尋找答案時，記者天生的好奇心被激發了。作為紐約、明尼蘇達州和加州的日報記者，我總是仔細觀察，正確提問，並向專家諮詢求證，以撰寫完成每一則新聞。儘管中國社會並不認同獨立調查，但驅使我行動的正是一股強大的動力—父母的焦慮。
諷刺的是，二○一○年，我們一家三口抵達中國的四個月後，中國當局發布了多項令世人讚嘆的教育新聞：上海中學生在一項簡稱為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的數學、閱讀和科學方面取得了優秀成績——擊敗近七十個國家的年輕人（美、英兩國的名次只是居中）。這個結果震驚全球教育界，《紐約時報》甚至以「上海的祕密！」為題大力讚揚。歐巴馬總統宣稱「這是個史普尼克一號的時刻」；耶魯大學校長則在演講中提到，中國正在打造中國版的常春藤聯盟，計畫「在十年內建立全世界最強的高等教育部門」；與此同時，媒體也持續報導中國急速竄升的經濟能力。未來，中國不僅在經濟上稱霸全球，在教育上也將大幅超越西方。
我在報上讀到的內容卻與實際經驗不太一樣。當我開始調查這些中國孩子的學習生活時，我也注意到兒子身上出現讓我不安的訊號，像是逐漸深入他生活的服從習慣。某天，有同學的媽媽問他喜不喜歡唱歌。「我不喜歡，但如果您要我唱，我會唱。」雷尼這樣回答；有時候，他會背誦共產黨歌頌祖國的歌曲。我一直在說服自己，家庭環境比學校更重要；但我自己也發展出偵測服從性的「第六感」以及偵測洗腦的「第七感」。
我突然想起之前與一位讓女兒離開中國學校的歐洲籍友人的談話。「我養女兒不是為了讓她變成機器人或愛討好的人。」她氣憤地說。
我周邊的中國人也有自己的焦慮，但是那種焦慮很不同。一位許久未聯繫的上海堂哥，積極地為女兒安排小學的入學面試，並讓她參加名為「數學奧林匹克」的課後活動；有認識的高中生正為全國高考展開馬拉松式的準備工作；還有照顧雷尼的中國媽媽急著趕回湖北老家。她獨留在鄉下，正努力準備高中入學考試的兒子突然無家可歸。
「政府為了新建案要拆除我家。」這位媽媽淚流滿面地說道。她是數以億計的中國移工之一，在幸運得到工作機會的同時，也被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災難給詛咒。
羅布和我會選擇來到中國，為的是那看似無窮無盡的機會，但中國人自己卻對周遭的變化十分不安。我想了解我感受到的矛盾：雷尼的服從，是中國學術成就的祕訣之一嗎？中國的教育到底是在製造機器人，還是在讓學生接受更好的教育？全世界都在為中國成為超級巨星喝采，但中國的教育方式真的值得參考，甚至仿效嗎？
這些問題不斷地在我的腦海浮現，我開始在我去過的每個地方拿出紙筆，一邊找答案，一邊記錄。這幾年來，我採訪年輕的中國人，訪問老師、教育專家，參觀多所學校，深入偏鄉，親眼見證有關赤貧和不平等的報導。我大量閱讀研究報告，更深入上海的幼兒園擔任志工老師。
我相信本書絕對能帶領各位窺視中國——這個外表令人生畏，但其實還在暗暗理解自己新地位的國家；這也能幫助我們為雷尼找到最好的學校教育。
我很早就發現這個問題，為了找到我們一家在此的定位，我們需要順從並保持彈性（就像我們在吃早餐前跟著雷尼一起練習中文字一樣），記者的調查工作慢慢緩和我身為父母的焦慮，但我也越來越確定：只要敞開心胸，我們便能享受在不同文化下教養孩子的好處—灌輸他中國的價值觀，保留西方的個體性。
這段我們正踏上的旅程，需要真正的勇氣、堅定的信心，以及尊重這個文化給予的一切（包括孩子被紅星星貼紙收買）。
否則中國也不接受其他的方式。
●萊諾拉．朱（Lenora Chu）
華裔美國人，畢業於史丹佛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在美國工作10年，曾擔任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電視記者暨大學和私營企業的媒體顧問、《亞洲週刊》商業編輯，後來轉任商業和政治記者，於美國奈特瑞德報業集團（Knight Ridder）任職。曾為《紐約時報》、CNNMoney、Science、Marketplace、《基督教箴言科學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財星》、Money和Dwell雜誌等多家媒體撰文。目前與夫婿羅布．施密茨（Rob Schmitz，國家公共廣播電台上海特派記者）及兩位兒子居住在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