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北市長、《光榮城市》作者 柯文哲
二○一八年一開年，政壇最夯的關鍵字也許要算是「台灣價值」，相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身為台北市長，我只能談「台北價值」，而我也相信，「台北價值」推廣到全台灣應該足以代表「台灣價值」。
先用一句話總結心中的想法：將西方社會中進步的價值，涵納進華人社會來，這就是台北價值。
路要平、水溝要通、讓市民生活快樂、口袋有錢──皆是一市之長要負起的責任，城市在各個國家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在全球多數國家，城市人口已超越鄉村，都市化的趨勢持續，我深信，城市不全然是製造問題，更可能是提供解決方案。身為台灣首都的市長，就是要解決小市民每日生活中遇到的疑難雜症。舉個例子，如果今天突然停水，市民根本不會管市長是哪一個政黨的，而會先陳情抱怨。
就任市長之前，我曾擔任醫師，也在醫學院教書，喜愛閱讀、思辨，在當選台北市長後，我希望把我自己的價值理念──民主、自由、多元、開放、法治、人權、關懷弱勢、永續經營，以及科學方法帶入我的施政，來看看這樣是否真能為人民帶來更好的生活？
《經濟學人》發表的二○一七全球宜居城市排名報告（The Global Liveability Report 2017），衡量了全球一百四十座城市、五大指標，分別是穩定性、健康醫療、文化與環境、教育，以及基礎建設，得分八十分以上的城市，就堪稱生活品質優良，全球第一名是澳洲墨爾本（滿分一百分中拿下九十七．五分），第二名則是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總體而言，排名前面的城市，還是以歐洲以及北美為主。
華人社會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與價值觀，西方社會也有西方文化的價值觀，但是如何將西方價值與觀念融入華人社會？華人文化圈中，排名最優的五座城市依序是新加坡、香港、台北、蘇州、北京；和蘇州、北京相較之下，台北在健康醫療、文化與環境、教育表現較好，穩定性、基礎建設項目則同分。
處於華人文化圈內的台北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它將進步的西方價值涵納進華人的社會。從指標分數來觀察，台北相較於大陸城市在軟實力上仍占優勢，我相信，現代宜居社會的必要條件，就是民主、自由、多元、開放，這些是軟實力，也是台北的強項。
如果台北人的生活方式、社會模式不能夠讓大陸人感到羨慕、喜愛，台灣的價值將無法浮現。身為台北市長，我希望台北創造出的以下幾項價值，進而擴散到亞洲其他城市。
公宅不是你今天規劃，明天就可以實現，這也點出台灣政治上最大的問題，有任期的選舉制度，加上沒有歷史觀的領導者，造成台灣這塊土地欠缺長期的規劃，蓋公宅是需要時間去處理的，才有可能實踐居住正義。在本書第三章中，有提到韓國「牛眠洞公共住宅」給我的感觸與震撼，那是花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才有今日的收穫。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在二○一八年一月發布的二○一七年第三季房價負擔能力指標，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為十五．一二倍，這意味著，在台灣的首善之區仍需不吃不喝十五年，才能買下一戶一般的公寓。台北居，大不易，尤其對年輕人來說。台北市政府的解決方案是提供更多只租不賣不賣的公共住宅，我上任後約有一萬兩千戶的公共住宅已經動工或完工，也許部份公宅無法在我任內落成，但如果我們現在不做，未來要推動會更加困難。
台北是亞洲最性別平等的城市，如果這方面做得好，將解決勞動力不足、少子化兩大問題，城市競爭力可望跟著提升。台北市除了擁有全台灣第一個地方政府成立、層級直屬於市長室的「性別平等辦公室」，二○一八年起也會借鏡聯合國、歐盟，推動「公私企業性別平等標章」。
全世界關注台灣海峽兩岸的關係發展，而台北與上海是兩岸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每年合辦「台北上海城市論壇」，這是海峽兩岸城市交流的例證。雙城論壇的確挑動台灣政治敏感的神經。表面上，是兩座城市的交流，不可諱言，有很多政治層面上的含意，台北上海城市論壇自二○一○年開始，由台北市政府與上海市政府輪流舉辦，從國民黨政府時代延續至今的論壇，不少人好奇，柯文哲當選後會不會停止？
我希望傳達的是：如果我們能夠暫時擺下意識形態的對抗，純粹考量人民利益，兩岸的關係應該是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最後再加上互相諒解，還是該做。不管中央政府由誰執政，我都會試著讓這個論壇辦下去──我們努力達成共識，共同追求台北、上海兩座城市人民的福祉。
台灣在地理上是一個小島，如果沒有勇氣及開放的胸襟，那我們什麼都做不了──二○一七年主辦台北世大運時，我們懷抱的精神正是勇氣和開放，讓台灣走出去，世界走進來，讓世界看見台灣。
開放胸襟也體現在言論上，「無國界記者」發表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報告，台灣是世界上言論自由程度很高的國家；「無國界記者」並在最近將亞洲總部辦公室從香港移至台北。正像水往低處流一樣，崇尚自由的新聞記者們自然會朝向言論自由度高的地方去移動。台灣的輿論表面上看起來吵吵鬧鬧，可是我們的容忍度非常高，自由的基礎是容忍，但也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在這方面，台北是華人世界的表率。
台灣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相當多且開放，而多元文化更是台北市最珍貴的資產，最具代表性的，我認為要算是「開齋節」，二○一七年的開齋節活動，台北車站湧入了五萬名穆斯林一起慶祝。開齋節當天，穆斯林也有發「紅包」傳統，我也到場發放，印尼發放的「紅包」顏色很多元，印尼文稱作「Amplopputih」，有綠色、白色及紅色，而我發送的是「綠色」紅包──穆斯林在台灣人數、比例都不算高，但台北城竟能夠在一天之內，讓五萬多名的穆斯林朋友齊聚一堂，可見我們是一座包容多元文化的城市。
同樣在二○一七年十月，台灣同志大遊行在台北市的凱達格蘭大道集結出發，吸引了超過十二萬人參與，包括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荷蘭、西班牙、瑞典、英國及歐盟的駐台代表處，通通加入遊行，英國媒體BBC、《衛報》都以「亞洲最大同志遊行」為題報導；另外，我國大法官在二○一七年還作出了同性婚姻釋憲案，好多外國朋友特別飛抵台北，見證台灣同性婚姻權利的里程碑。雖然，並非全體台灣人對同性婚姻均表達贊同，但是絕大多數人仍採取包容的態度。
李登輝前總統對台灣歷史最大的影響，是讓台灣走向一條沒有辦法回頭的「民主之路」。台灣總統是全體國民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當政治為人民所共有，一連串後續效應包括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的力量越來越大。
儘管擁有這些價值，我們仍有要努力補足之處，比方說「法治與人權」，理論上應該依法不依人，但是這塊土地「人治」的成分還是太多；比方說「環境保護」，目前，台北市政府各大施政項目中，環保是人民滿意度最高的，也是最關心的，如何達到更高的水準，是我們要思考的方向；還有「關懷弱勢」，當社會中，有太多需要協助的弱勢，如果沒有得到及時雨，對社會的穩定性、甚至是富人的安全反而是一大威脅──因此，對別人好其實是保護自己，而非是單方面的憐憫。
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觀察到，近年來有些國家的選舉結果顯示，許多選民只顧私利，拋棄了基本價值；富人動用金錢操縱媒體、媒體則控制了公眾輿論，換言之，有錢人掌控了一切。甚至，工業化生產的效率巨大，破壞自然環境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這些現象，有別於傳統華人文化裡強調個人與群體、個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之道。
那麼，台北在思想與價值上的世界位置在哪裡？表面上，台北就像其他華人社會，我們重視家庭、傳統與教育，鼓勵合作而非競爭；但若深入看，台北與其他華人社會很不一樣，因為我們已把近代西方價值融入華人傳統文化。所以我們不是一味跟隨美國、中國大陸或是其他國家的腳步走，而是朝向我們自己融合的價值與信念前進，那就是民主自由、多元開放、人權法治、關懷弱勢、永續經營。我相信，正是因為台北具備了這些價值，所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準。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堅持價值、繼續前行──台灣已經停滯太久了，我們要解決問題，而不是解釋問題，更不要製造問題，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進步價值；台北市民投票給我，不是因為我遵守既有的政治規則，或是和現在的政治文化很契合，而是因為我相信人民本來就相信的，並為此挺身而出。
我會繼續奮鬥，同時永遠記得，台北市民選擇了柯文哲，不是要他適應政治文化，而是改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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