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趁之機：當有機會，你會不會作弊？
無可否認，人們共同生活、共同工作時通常會過得更好。因此，合作並不違背自利，也就是我們的自身利益。這裡的自利不同於自私，自私指的是讓他人承擔成本。合作時，我們共擔風險，也把資源分給有需要的人。
至少在許多民主國家裡，我們的行為不會由具攻擊性的支配者掌控。不過，生活在專制國家的人恐怕無法這麼說。即便如此，就算每個人都有政治發聲權，支撐合作的那些機制仍可能遭人利用、甚至成為剝削的工具。現實中也確實如此。
舉例來說，現代社會已經有個名詞，專門稱呼親擇干擾合作體系時造成的現象，那就是「裙帶關係」（nepotism）。當政治人物或是各個產業裡握有權勢的人偏袒自己的家人，把家人的利益擺在其他人之上時，我們不會因為幫助親族的動機有其演化根源，就對這種偏袒視而不見。我們反而會說，他們的子女得到了不公平的優勢。
如果我們合作，只是為了避免背叛後受罰，或避免日後被排除在合作體系之外，那麼，一旦背叛不太可能招來懲罰，也不太可能讓人失去未來的合作機會，我們難道不該預期背叛會出現嗎？而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我們不是也看見了這種模式嗎？雇主如果在合法範圍內苛待員工，員工有辦法懲罰雇主嗎？富裕國家如果苛待貧窮國家的人民，貧窮國家有辦法懲罰對方嗎？一般來說，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是特斯拉執行長，後來也成為X的執行長，而且好幾次成為全球首富。眾所周知，他曾經領取美國政府補助用來資助自己的新創事業。然而，輪到自己為巨額財富繳稅時，他卻連連抱怨。根據非營利調查媒體 ProPublica 的報導，馬斯克在二○一八年繳納的聯邦所得稅為零。如果借用囚徒困境的語言來說，國家選擇與他合作，他卻背叛了國家。這個現實案例雖然無法和前面那個假設情境完全對應，卻已經相當接近了。
更廣泛地說，已有相當充分的證據顯示，人們確實會為了個人利益而發出假的合作訊號，其中一種就是「美德訊號」（virtue signaling），也就是刻意展示自己的道德傾向，好讓別人對自己印象更好。舉例來說，俄羅斯於二○二二年初入侵烏克蘭後，世界各地的藝術中心取消了俄國歌劇的製作，美國串流巨頭網飛（Netflix）也停止製作一部以當代俄羅斯為背景、改編自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作品《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影集。
然而，抵制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化作品究竟怎麼幫得上烏克蘭贏得戰爭，兩者的關連其實並不清楚。況且，俄國藝術作品裡常有反威權主題，未必是在替俄國政權服務。把這些作品一併取消，看起來更像是一種不必付出成本的支持訊號。它除了提升發出訊號者的聲譽之外，似乎沒有太多其他作用。
一群來自愛爾蘭、西班牙與英格蘭的研究者曾探討，這類表態能不能預測一個人後來是否真的付諸行動。他們發現，那些為了博取大眾讚賞而公開宣稱自己有意捐款給慈善機構的人，真正捐款的可能性反而較低。如果套用薩哈維「缺陷原則」中的訊號邏輯來看，他們比較不願意做出真正需要付出代價的行動。在這套理論裡，正是這種代價才能證明先前的表態可信。
人們一旦看出這類道德表態幾乎不必付出代價，原本被它拿來支持的運動也可能反而受到傷害。假如某個人因為社群媒體上的事件而憤怒不已，例如美國的警察暴力問題，並因此成為這場運動中廣為人知的支持聲音，後來卻在另一件更吸引他的事情出現之後轉身離開，這就可能讓其他人不再認真看待原本的議題。只要人們開始認定運動中的知名人物關心的只是自我宣傳，這場運動就可能被削弱。因此，說出口的話最後有沒有落實，不只關乎我們自己，也關乎我們所相信的議題。
然而，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能成功利用合作體系來剝削的人，往往會比沒有剝削這套體系的人更占優勢。假如我可以在合作關係中背叛，或不公平地偏袒自己的家人，而其他人既不知道，也不在乎，甚至還願意繼續和我合作，那我不就能比其他人占到更多便宜嗎？
這就是可乘之機的問題。一旦有機會作弊，許多人就會這麼做。而且到頭來很可能沒有人能夠有效阻止他們，也沒有人能懲罰他們。
意圖：那些善意是真心還是表演？
美德的訊號讓我們必須面對一個重要，且其實占去我們許多心神的問題，有時我們甚至沒有察覺自己正在為它煩惱：那些公開宣稱支持某些理念的人，究竟有誰是真心投入的呢？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二○一九年一篇文章的作者認為，在那些發出美德訊號的人之中，我們無法把真心信奉者和作假者區分開來，或許也不該這麼做。借用一些當代人類學家的說法，我們很想分辨身邊誰才是真正的「虔信行動者」。可是我們不一定分辨得出來，甚至多半分辨不出來。
事實上，有些人認為，模仿那些我們認為真心投入某項理念的人，是一種重要的人類行為，甚至可能不可或缺。背後理由不難理解。一個人只要看起來真心支持某些道德理念，就可能得到聲譽上的好處。同樣，讓自己看起來像那些投身相關運動的人，也可能得到同樣的好處。只要讓別人覺得自己有原則，本身就能替自己加分。即使有些人後來偏離了原則，研究也顯示，他們仍很擅長替自己的行為自圓其說，讓那些行為看起來沒有違背自己真正相信，或至少看起來相信的理念。
解讀意圖的難題，是判斷誰值得信任的基礎；也正是這個難題，使人類在根本上有別於其他物種。當狗露出牙齒時，可能是在表示牠有攻擊意圖。而牠最後有沒有真的攻擊，能讓我們判斷這個訊號是否誠實。可是面對人類，要判斷一個訊號是否空洞就困難得多。
人可以謊稱自己的意圖，我們自己的偏見也會左右我們是否相信對方。把這個問題和前面談過的可乘之機放在一起看，就會得到一個結論：我們不能指望電腦模型告訴我們，一個人究竟是真心想幫助他人，還是其實想作弊，只是還沒有機會這麼做。
從最基本的層次來看，社會規範可以看成一套防止搭便車與剝削的規則。可是誰又能斷定，大部分的人不是因為害怕被抓到，才願意遵守這些規則的呢？
語言與互惠結合之後，合作體系變得比那些缺少這些機制的體系更複雜，分布也更廣。社會腦假說有力說明了合作對智力演化的重要性。人類之所以智力最高，是因為我們最會合作；反過來說，也正因為我們智力最高，才最能合作。也因為有了這些特質，我們才避開了一些智力較低靈長類至今仍面臨的命運，不必受那些明目張膽自私的支配者擺布。
依照自我馴化假說來看，人類不只是壓低了反應性攻擊。即使這並非本意，我們也讓另一種人更容易留下來。他們最懂得掩飾自己的自私意圖，也最擅長有效規劃自己的攻擊傾向。換句話說，我們篩選出的正是有時被稱為「主動性攻擊」的特質。「友善者生存」這個流行又令人安心的說法其實不完全正確：真正留下來的是機會主義者，他們有時友善，有時並不友善。
信任的永恆賽局
當代社會的不平等日益加劇，恐怕只會進一步削弱社會信任。社會一旦失去互信，大規模的假訊息操作便更容易得逞，進而影響各國的氣候目標、公共衛生計畫與政治運動，甚至妨礙國際合作。
我有些同事專門研究AI等可能帶來災難的威脅；他們認為，我們往往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如今的我們，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解決全球性的難題？真正的癥結，或許就在於社會根本缺乏信任。
然而，要重建信任並不容易，因為「搭便車問題」使我們難以判斷誰值得信任。我們不可能每次都判斷正確，有時甚至完全無從判斷。是否值得信任，是一種無法直接觀察的特質，就像某些鳥類抵抗寄生蟲的能力，以及多數物種的生殖能力。動物會演化出各種訊號，向外界顯示這些隱而不見的特質。例如，鳥類身上的羽色標記可以顯示牠們抵抗寄生蟲的能力。人類或許也會以類似的方式，向別人表明自己值得信任。我們不能只說「相信我」─我們還必須證明自己確實值得信任。
不過，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人類會用各種訊號來證明自己值得信任，但就連帶有代價的訊號，通常也不可靠。抵抗寄生蟲能力較弱的鳥，大多無法長出面積廣大、需要耗費大量能量的羽色標記，人類卻可以裝出值得信任的樣子。對於自己是否真心想幫助別人，或是為什麼要捐錢給慈善機構，我們可能欺騙別人，甚至自欺。有些人遵守社會規範、按時繳款，是因為相信這麼做才對；另一些人之所以照做，只是因為沒有不守規矩的機會。然而，兩者表面上看起來完全相同。
演化理論可以幫助我們解開這個難題。鳥類無法偽造象徵抵抗力的羽色標記，是因為長出這些標記需要耗費能量。此處所謂的代價相當明確：抵抗力不足的鳥，沒有多餘的能量長出這些標記。人類表明自己值得信任的方式或許也遵循類似原理。困難的是，在人類社會中，究竟付出什麼才算是代價。
我猜想，代價的定義會隨情境而異，但一定涉及犧牲某種資本，至少也得放棄原本可能取得的資本。就像詞義取決於使用語境，要用什麼代價來表明一個人的社會特質，也會因情境而異。例如，許多研究者、作家與政治人物都在談論資源分配與健康不平等，強調這些是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真正願意親自付出代價來減少不平等的人少之又少，我自己也包括在內。
除了喬治．普萊斯等極端案例，幾乎沒有人願意為別人犧牲自己的福祉。許多政治人物也不敢主張向富人加稅。他們的競選經費仰賴富豪資助，這麼做可能使自己失去金援。丹尼爾．聶托在二○二三年寫道：「政黨提出什麼政策，會受到富人與企業組織的看法影響，至於其他人的意見，幾乎不會得到回應。」這也呼應了黛維．斯里德哈爾告訴我的另一項觀察：如果你想讓朋友致富，從政再適合不過；但如果你想推動社會的結構性改革，從政就糟透了。她談到自己在新冠疫情期間擔任作家與公共衛生顧問的經歷時說：「這會讓你根本不想參與公共事務。媒體不希望你參與，社群媒體又會把這種排斥進一步放大。」
因此，要改善不平等，不能只靠強調多數人的需求，還必須有人願意犧牲資本，確保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犧牲的可能是資源資本，也可能是社會資本─尤其是領導者賴以贏得選舉的政治資本。然而，要解決不平等及其衍生的種種惡果，就必須承擔風險，也必須願意為改善多數人的生活付出代價。
公共衛生領域的科學家與政策制定者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奧地利、法國、英國與美國曾經實施部分強制接種政策，要求醫護人員等特定族群接種新冠疫苗；政策推出後，社會大眾對科學的信任也隨之下降。政策推動者因此折損了政治資本，但嚴格說來，那不是犧牲，因為民眾信任下降並非強制接種政策的預期結果。
不過，在加拿大部分省分與尼泊爾，強制接種政策並未降低民眾的信任。當地官員事先徵詢民眾的意見，了解他們的疑慮，並且說明普遍接種疫苗能帶來哪些公共衛生效益。了解民眾的需求不但有助於提高疫苗接種率，也避免了其他國家由上而下推行政策時遭遇的問題。政府願意正視民眾對坦誠溝通與可靠資訊的需求，也表明政府願意承擔相應的代價。畢竟，要和不同的社群進行有效溝通，必須投入時間與資源。
有時，需要付出的代價是象徵性的。反過來說，提出犧牲資源資本，有時反而會造成與預期相反的結果。本書寫作之際，以色列與加薩走廊的哈瑪斯恐怖分子正在交戰，一連串悲劇也隨之發生。這場衝突約自二○○七年延續至今，期間雖曾數度中斷，卻始終看不到解決的跡象。
過去數十年間，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政府曾多次嘗試談判，但從未達成協議。然而，人類學家史考特．阿特蘭（Scott Atran）指出，提出土地或資源作為交換，反而可能妨礙雙方締造和平。幾位心理學家分別進行的研究也顯示，在可能促成兩國方案的協議中加入經濟援助，可能使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都更加反感。巴勒斯坦方代表甚至表示，這類經濟方案會使他們更傾向以暴力達成目的。
相較之下，雙方都認為，象徵性的表示才是任何妥協中更重要的一環。阿特蘭指出，參與研究的巴勒斯坦人表示，如果以色列人願意為一九四八年戰爭期間，對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道歉，他們就願意公開承認以色列的存在；同樣，如果巴勒斯坦人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以色列人也會更願意接受雙方達成協議。
二○○七 年，阿 特 蘭 與 同 事 詢 問 以 色 列 總 理 班 傑 明．納 坦 雅 胡（Benjamin Netanyahu）：假使巴勒斯坦官員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他是否願意接受兩國方案？納坦雅胡回答：「可以，但巴勒斯坦人必須證明自己是真心的，還必須修改那些帶有反猶內容的教科書。」
在這個例子中，是否真誠，要看對方願不願意公開摒棄反猶主義的教導。然而，就像一個人可以裝出值得信任的樣子，也有人會假裝真誠。這對外交工作至關重要，在永續發展等規範與概念仍不明確的領域中，也是個嚴重問題。例如，碳抵換（carbon offsetting，或稱「碳補償」）等措施既缺乏完善規範，社會大眾對其了解也有限，因此留下了容易遭人剝削的空間。
不那麼好聽的床邊故事
剝削無所不在。動植物會欺騙其他生物，讓對方誤判它們那些不易從外表看出的特質；癌細胞會騙過免疫系統，讓免疫系統以為它們不會危害宿主；黑猩猩等非人靈長類則會發出虛假的警戒叫聲，藉機取得食物。
人類還有一項其他物種都不具備的能力，既有益，也危險，那就是語言。我們可以靠語言影響他人、隱藏身分、掩飾意圖，藉此增加自己的身體化資本、社會資本或資源資本。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隱形競爭者。這與達爾文所謂的「社會本能」一樣，都人性的核心。但與其他任何物種不同，我們可以選擇要利用別人，還是與人合作。這正是克魯泡特金的世界觀與霍布斯《利維坦》分歧的根源。
不過，這兩種互不相容的人性觀，說到底都只是故事。如今流行的故事，說法也與克魯泡特金相近。按照這個版本，我們早已把作弊者從自己的社會群體中清除。那些明目張膽支配他人的強勢首領，早在遙遠的過去便遭到殺害；違反規範者受到懲罰；不肯為群體出力的人則遭到驅逐。如今，各個社會內部大致都以合作為常態。我們今天面對的種種問題全都來自群體之間的競爭，而不是群體內部的競爭。
這是個不賴的睡前故事，或許能哄許多人安心入睡，但這是謊言。它漏掉了人性中至關重要的一面。只有透過自省與人類學，我們才會看見，人不只會欺騙自己和他人，也會隱藏起來，等待剝削他人的機會。無論在哪個層次，我們都會彼此競爭；贏不了時，往往就會作弊。
癌症的故事，講的是體內一個細胞如何背叛宿主，最後無可避免地將其害死。隱形競爭也是同一個故事，只不過發生在社會，而不是在生物體內。所以，搭便車問題其實從未解決，和今天許多人的想法正好相反。正如臨床治療和人體天生的免疫系統會迫使癌細胞改變增生策略，我們採取的各種社會介入，也把搭便車者逼進了暗處。我們用馬克白換來伊阿古，用龐培（Pompey，羅馬共和國末期爭權者之一）換來了獨裁的凱撒。到了現代，因而得勢的便是普丁和川普這類馬基維利式的專制人物。
隱形競爭之於社會，就如癌症之於人體。無論文化如何不同，人類都會設法抵禦這個自私核心。但如同癌症往往無法治癒，我們恐怕也無法澈底消除隱形競爭。因此，真正的選擇不在克魯泡特金與霍布斯之間，而在於我們是否要承認自己承襲而來的天性並不完美，努力走向合作的未來——還是繼續用虛假的故事欺騙自己，任由隱形競爭將我們吞沒。
承認這個問題，便是讓光照進我們共同棲身的洞穴。然而，這只是第一步。要期待別人在氣候變遷、不平等與科技管制等重大議題上合作就難得多。如果能和癌細胞溝通，你會對它說什麼？你或許會告訴它，假如再這樣無止境地增生，最後會害死宿主；宿主一死，它的所有後代也會跟著滅亡。癌細胞或許會同意，剝削周圍那些彼此合作的細胞確實很短視，但它仍可能繼續這麼做。
人類和細胞不同，不一定會如此。非人類世界的許多生物只能依照基因程式行事，我們卻有別的可能。我們可以促使別人合作、建立互信，也能讓社會變得更好。隱形競爭正是搭便車症候群的一種表現，但它不見得會把我們擊垮。
我們怎麼看待人性，會決定我們是否信任別人，又會如何信任。無論是在個人、社群還是制度層次，都是如此。如果我們認為人類本質上是利社會的合作者，就更可能盲目信任別人；反過來，如果相信人人都自私，我們便誰也不信。
走向任何一個極端，都可能動搖維繫社會運作的規範。盲目信任，會讓社會上心懷不軌的人輕易剝削他人。而彼此之間如果幾乎沒有、甚至毫無信任，人們也很容易把對方妖魔化。依照戈登．圖洛克與尼古拉斯．漢弗萊等研究者的論點，社會一旦失去信任，最後很可能走向專制。這種社會困境也給了善於操弄的領導者們可乘之機。他們只要堅稱民眾的安全受到威脅，往往就能爭取到支持。
這些領導者也能輕鬆把我們面對的問題全都歸咎於某個特定群體，例如猶太人、穆斯林、共和黨人、民主黨人、極左派、極右派、白人基督徒、錫安主義者、跨性別者、排除跨性別者的激進女性主義者、大企業或任何其他群體，都可能被說成是問題的根源。專制統治者，還有那些一心想成為專制統治者的人，都很擅長這套手法。一旦掌權，他們便會壓制所有質疑這套說法的聲音。
到了那個時候，信任是多是少已經無關緊要。個人自由一旦消失，人們是否信任政府也就不再重要。薩米爾欽的《我們》、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以及馮內果（Kurt Vonnegut）的短篇小說《哈里森．布吉朗》（Harrison Bergeron）中，人物的處境都說明了這一點。正如哲學家路德維希．維根斯坦所說，只有在知識可能成立的地方，懷疑才有意義；信任也是如此，只有在自由存在的地方才有意義。專制正是開放社會容易陷入的境地，一旦落入其中，信任也就再無必要。
所以，信任既不過多也不過少，才是最理想的狀態——更確切來說，大眾要懂得分辨誰值得信任。這個領域已有大量研究，其中一項綜合分析發現，在實驗室裡，人們辨識謊言的準確率大約只有五五％，這只比隨機猜測來得好一點，而且每個人的表現相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