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重商逐利，都跟祖先追求好生活有關？清朝時期臺灣錢早已淹腳目

文／《一歷百憂解1 上癮臺灣史：一部400年的島嶼生存角力賽【隨書贈「秒懂臺灣大事年表」書衣海報】》李文成著

清朝時期臺灣錢早已淹腳目

死了都要來！不粉身碎骨不痛快。在清代的這一波移民當中，其實有著很強烈的逐利精神，如果不是為了有更好的生活，為何要離開自己的祖地？恐怕這和當時民間流傳的「臺灣錢淹腳目」有關。

臺灣有極大比例的移民來自於泉州，而泉州偏偏是一個貧富差距非常明顯的海港：從明朝被稱作天子南邊的小錢袋子以外，從唐代開始就是對外貿易非常重要的港口，可能還是當時世界吞吐量最大的據點。

全盛時代的這裡還有數以萬計的阿拉伯商旅，甚至在這座城裡可以看見三座極具規模的大清真寺，但公元八七八年開始，黃巢之亂的排外情緒爆滿，加上叛軍對有錢商賈的劫掠，導致這裡的阿拉伯人迅速被消滅。

但是仍有一些很獨特的阿拉伯文化從當時被予以保留，甚至影響到臺灣，現今在西南沿海地區的丁氏家族就留有一些伊斯蘭教的葬禮習俗。

泉州移民也因為這種經商的傳統，在來到臺灣之後繼續居住在沿海地區，並以海外貿易與探險維生，後來他們打造整條西部經濟的黃金走廊，無論是北港繁榮的城市景觀、府城驚人的郊商文化還是古代淡水廳—竹塹的金融貿易體系、乃至於到臺北的開墾，都有泉州人努力的痕跡。

但泉州也並非在來臺伊始就柿子挑軟的撿，直接在所謂蛋黃精華區開發，他們也時常冒險挑戰，像是對臺北的經營，比起如今行政資源高度集中的首都，三百年前這裡的環境條件惡劣到難以想像，甚至在郁永河來開採硫磺時，也在《裨海紀遊》裡記載到這裡的生活之艱辛。

如：「君不聞雞籠、淡水之惡乎？人至即病，病輒死。凡隸役、聞雞籠、淡水遣，皆欷歔悲嘆，如使絕域，以得生還為幸。」所以在如今繁華薈萃之前，開墾此地的艱辛也不如想像的容易。

創業時期各種社會亂象

不過泉州人的商旅基因在其他移民眼中有時候也實在令人眼紅，像是泉州族群講究排場、重視儀式感的傳統，就讓漳州、粵人覺得非常鋪張。

類似現在小孩會在Instagram上面穿著對他們這個年紀而言過度突兀的奢華名牌一樣，來臺的商賈與開發成功的新興貴族們，也是如此高調炫富的，這也讓綾羅綢緞逐漸出現在畫風極為不符的田園、農地邊，婦女競相爭妍，甚至酬謝神明與日常用度都極盡浪費之能事，以至於自身賒帳、欠債都要維持這個表象上的體面。

而同時，臺灣民間也出現了極端物化一切事物的現象，這個物化絕對不僅限於女性，連男性都可能在這裡被當成商品交易。最常見的包括送子當長工、送女為童養媳，或者妻子因為無力扶養丈夫而必須另外招徠羅漢腳，做為家族的經濟與生產新支柱，彼此為防口說無憑，還立有契約即「招夫養夫契」。

這種現象也符合明清兩代在漢人社會裡宗族化的現象，也就是每個人的存在都是為了「家」，在「家和萬事興」的口號之下，每個人必須委曲求全的承擔責任義務，加上中央統治者也喜歡將家的概念延伸到整個社會對政治的理解，形成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而同時朝堂無不是的君父，如此的忠孝複合體。綜觀整個清代治臺也脫離不了這樣一個大趨勢，導致臺灣集體在家庭、宗族的力量之下，產生不分男女的物化過程。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一段裡，臺灣有不少底層翻身的勵志故事，如從東南沿海的窮鄉僻壤當中成長，作為海賊肆虐一方並且在臺灣扎穩腳跟，獨立建國的蔡牽。蔡牽的故事實在傳奇色彩相當濃厚，因為他的出現，使得清朝早期禁止在臺灣築城堡的政策開始逐漸動搖，全盛時期不但可以輕鬆攻入鳳山、劫掠臺南府城、甚至交好各地社會名流，並在淡水稱制稱王。

撇除官方印象中的反賊，這更像是在獨裁時代裡一次精采的創業故事。他後來還曾在海戰中擊斃閩浙總督李長庚，並且在妻子的協助下，創造了鼎盛輝煌的業績，讓當時的嘉慶皇帝頭痛不已。

臺灣向錢看，是否是一種必然？

有人依靠反政府而發家致富，自然也有不同立場的人生勝利對照組存在，像是與朝廷多次一同平叛的大將王得祿、霧峰林家曾經參與太平天國反擊戰的林文察，他們都因為為朝廷立下的汗馬功勞而屢得升遷。

但民變、械鬥與義民畢竟都是高風險而且無法預測的意外事件，要能剛好遇到變亂，要能夠命硬活得下來還要幸運選對陣營，這實在是投資風險過大的項目。相較之下，清代末期由國家主導的「開山撫番」政策，就是對於臺灣意圖力爭上游的人們一個較有保障的投資風口。

說穿了還是因為錢，等到劉銘傳時代（一八八五∼一八九一年），臺灣北部山區相當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茶葉、樟腦、煤礦逐漸被發現，各國的覬覦也加深了官員們對於擴大商品來源的欲望，但凡是想要做大就得拉著更多的投資者，這讓連橫在書寫《臺灣通史》時，也有了一篇極為精采的貨殖列傳，記錄了在這個大時代下投資成功的人們。

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從桃園南下到苗栗，創業成功並且列於此傳之首的黃南球，他透過在原本漢番交界的隘線進行拓墾，成功地把各種近山資源向外販售，累積巨額的資本成為清帝國統治階段最新一批資本貴族。

綜觀整個清代統治下臺灣社會的發展，你會觀察到：錢一直扮演這最為關鍵的力量， 像是各地幾乎都以廣收香火錢的廟宇呈現放射狀的都市發展，如臺南府城當時最為熱鬧的水仙宮、臺北龍山寺。

但往下深挖就會發現，宗教中心除了成為心靈寄託外，也是民間累積資本合股經營的標的，透過一地移民對神明還有原鄉的認同，進行祭祀活動的同時也可作為商業的集市， 像是水仙宮就曾經是外銷藍染物料的重鎮，也同時可以成為布匹、藥材、日用品與南北貨的聚集地。

假使你回到大清治下的福建，這時候聽著各種來到臺灣後的移民如何透過自身努力、運氣以及選擇，成為一個又一個的富商巨賈，在完全忽略倖存者偏誤的狀況之下，也勢必會產生對這裡的錯誤想像，以為臺灣是一個豪華、奢靡而且容易成功的地方，一個人人追求金錢累積的社會。

然而，這距離郁永河筆下那個水土害人、染疾多殆的時間，也不過就是兩個世紀，從死難險地成為發家致富的奇蹟之所，來臺者逐利的性格與這裡資源條件相輔相成，然而隨著金錢的增加，文化厚度與對歷史的重視卻彷彿與帳面上的數字資產脫鉤，這也導致了許多至今未解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