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美國，有個看起來非常不美國的現象，那就是某些族群顯然比其他族群表現得更出類拔萃。某些表現頂尖的族群早在你的意料之中；有些則大爆冷門。
美國運通、百得電動工具、花旗集團、戴爾電腦、費雪玩具、勒普眾信通訊、捷藍航空、萬豪國際集團、西爾斯、Roebuck工具、Skullcandy耳機、山姆會員商店，以及麥迪遜廣場花園，這些公司的現任或前任執行長或財務長有什麼共同點？他們都是摩門教的信徒。一九八○年，在華爾街還很難找到摩門教徒的蹤跡。今天，摩門教徒在美國企業會議室、投資公司和商學院裡卻位居要角。
摩門教徒不是唯一異軍突起的族群。近幾年來，廣泛流傳著美國社會「向上流動（譯註：指社會或政經地位往上爬，在社會階級中晉級。）已死」的說法。大家都說，如果你是一九六○年之後出生的美國人，你的成就大部分取決於你的父母多有成就。整體說來，這點可能不假，但美國夢（包括老式的白手起家）仍在某些族群當中相當活躍，特別是移民。
一九五九年後，數十萬古巴人逃亡至邁阿密，大部分的人剛抵達時窮困潦倒。他們一開始就得面對巨大敵意（出租房屋掛著「狗與古巴人不准入住」的招牌相當常見），他們擠進狹小的公寓，成為洗碗工、門房和採收番茄的農工。這些古巴流亡人士和他們的小孩使死氣沉沉的邁阿密轉型，躋身美國最生氣勃勃的商業中心之列。到了一九九○年，古巴第二代移民家庭，收入超過五萬美元的比率，是盎格魯美國人（譯註：指英國裔美國人。）的兩倍。二○○二年，儘管古巴裔美國人佔美國西班牙族系人口不到四%，卻在美國西班牙族系十大富翁中囊括了五位。而今日，他們一年賺二十萬美元的機會，要比整體西班牙族系美國人高了二．五倍。
二○○四年，當兩位哈佛教授指出，哈佛大部分的黑人學生（比例可能高達三分之二）是移民或移民後代時（相對於已經在美國生活好幾世代的黑人而言），引發軒然大波。來自各個西印度群島和非洲國家的移民，比如牙買加、海地、迦納、衣索比亞和賴比瑞亞，全都在攀登美國高等教育的階梯，而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奈及利亞人。奈及利亞裔美國人僅佔美國黑人人口的○．七%，大部分由勤勞、經常勉強度日的移民父母養育長大，然而他們進入美國菁英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比率，卻是美國黑人學生的十倍以上。由此可以推測，這類學術成功早已轉化為經濟成就。奈及利亞裔美國人早已高度活躍在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和藍籌股律師事務所間，而且人數顯著過多，不成比例。
當然，在美國哪些人「成功」了，仰賴於你如何界定成功。老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則認為，「就世俗定義而言」成功意味著「獲得金錢和地位」（他並緊接著提出如何獲得成功的建議）。稍後，我們將轉而討論這類成功的狹隘性，以及所須付出的代價。但是，那個揮之不去的疑問仍舊存在：為什麼有些族群能在這「世俗定義」中表現突出，但其他族群卻遠遠落後？而為什麼有些族群就是比其他族群來得鶴立雞群？
在美國人口普查局追蹤調查的民族群體中，印度裔美國人收入最高，幾乎是國家平均數值的兩倍。緊接著是華裔、伊朗裔和黎巴嫩裔美國人。亞裔人士目前在長春藤大學中的學生人數，與人口實在不成正比，因此還被稱為「新猶太人」，許多人深信，學校正在運用大家心知肚明的配額手段來抑制這個趨勢。有個很重要必須強調的現象是，就連本身教育程度不高的窮困東亞裔移民（中國女裁縫師、韓國雜貨店老闆、越南難民），他們子女的表現都超越其他少數民族和美國白人。
值此之際，猶太人仍然持續在諾貝爾獎、普立茲獎和東尼獎上大放異彩，並透過避險基金成為億萬富豪，他們成功的比例簡直和人口數不成正比。在一份國家級跨年齡層的成人收入調查研究中，二○○四年美國家庭資產淨值的中位數是九萬九千五百美元；而在猶太裔調查對象中，則是四十四萬三千美元。二○○九年，猶太人儘管只佔成人人口的一．七%，卻在富比士美國前五十名富翁中佔二十位，在前四百位富豪中則佔三分之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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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探討的是族群的興衰。此書的論點在於，有三種特定的力量，當它們在族群文化中凝聚時，會推動那個族群達成與人口不成比例的成功表現。不幸的是，這個故事也有個陰暗面。推動成功的那些力量，也同時暗藏著深沉的隱憂，而這本書也將探討這些隱憂。
我們發現，美國出類拔萃的族群儘管面貌繁雜多樣，但他們都擁有三個相同的文化特徵，而每個特徵都違反現代美國思想的核心教義。在缺乏更溫和術語的情況下，我們將這三大文化力量統稱為「三重包袱」。它的元素為：
一、優越情結（Superiority Complex）。三重包袱中，這個元素最容易下定義：這是相信自身族群的特殊、與眾不同或優越的一種深沉內化信仰。這份信仰可源自各種不同來源。它可以是來自宗教，如同摩門教徒的例子。它可能深植於你的族群歷史和文明的輝煌故事，如同華裔或波斯裔的例子。它也可能奠基在大多數人聽都沒聽過的社會階層身分，比如身為婆羅門「祭司」階級後裔，如某些印度裔美國人的例子。或者屬於赫赫有名、很會做生意的伊博民族，如許多奈及利亞移民的例子。或者，特殊身分與輝煌故事兼具。猶太孩童在他們第一次逾越節晚餐上，會聽到猶太人是「上帝選民」的這番說法；往後他們會被教誨說，猶太人是個有道德、守法和睿智的民族，是個浩劫餘生的民族。
優越情結這點很敏感，原因在於它與主流自由派思想對立，後者教導我們，不要對任何個人或人生的優劣妄下評斷。人人平等。如果個人優越感不被容許，族群優越感則會更受撻伐。族群優越感等同於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納粹主義。然而，在美國極端成功的族群，卻都孕育著對本身優越性的信仰。
二、不安全感（Insecurity）。我們所謂的不安全感，指的是某種不滿足感──對於自己的社會價值或地位有某種不確定和憂慮，一種對自己、自己的作為或自己所擁有的，恐怕在本質上不夠好的自覺或焦慮。不安全感會以許多不同的形式呈現：被輕視感；危機意識；不夠格（inadequacy）的焦慮；害怕失去一切的恐懼。每個人可能都有某種型態的不安全感，但某些族群比別人更傾向於如此。身為移民，你幾乎注定會有某種不安全感──一種深沉的經濟和社會焦慮體驗，惶惶不知你是否能賺錢餬口，或給予子女得體的生活。
不安全感是成功推手，這無非又是另一個會受人撻伐的論點，它等於藐視了整個當代大眾和臨床心理學。不夠格感，在臨床上會被認定為人格障礙的徵兆。如果你有不安全感（在本質上覺得自己不夠好），那你就是缺乏自尊，而假使你缺乏自尊，你就不會有成功的人生。反之，你也許應該去做心理治療。這套說法認為，最不應當發生的情況就是，父母把不安全感灌輸給子女。但在每個美國最成功的族群核心深處，不安全感根深柢固，這些族群一方面為不安全感所苦，他們卻也（有意無意地）大力鼓吹它。
請注意，不安全感和優越情結間有種強烈的對峙性。想來就很古怪，人們竟然可以一方面沒有安全感，卻又同時相信自己是神的選民或自認優越。但就像我們即將討論的，這種又緊繃又不穩定的組合，正是三重包袱的強大運作動力。
三、衝動控制（Impulse Control）。我們對衝動控制這個術語的解釋是，抗拒誘惑的能力，尤其是遇到困境時想要放棄的誘惑，或是臨陣脫逃，無法堅持到底地完成一項困難的工作。沒有衝動控制，社會就不會存在；如佛洛依德所推論的那般，文明也許始於人可以壓抑原始性慾和攻擊本能。然而，在相對寬容的美國社會背景下，有些族群顯然比別人更強調衝動控制。
衝動控制也與當代文化明顯格格不入。「衝動控制」這術語讓人聯想到各種負面意涵：像是「控制狂」，就是指那些「太過自制」或什麼都「想控制」的人，那些無法「隨心所欲」、盡情去享受人生的人。控制衝動的人並沒有活在當下，而活在當下才是現代性的不二法則。學習活在當下是無數書籍和勵志電影的教誨，是克服抑制和壓抑的關鍵。衝動控制是成年人的特質，而非年輕人，而現代文化不啻是年輕文化。
就在我們越來越不尊重年老，試圖從臉上抹去歲月痕跡的同時，我們也相對地把童年浪漫化，將它想像成一段理應不受束縛的快樂時光。我們變得越來越恐懼，害怕過度的約束、要求、困難或紀律會毀掉那份快樂。但相反的是，美國那些最成功的族群對於童年和衝動控制的觀感跟別人非常不同，他們會從小便一再灌輸孩童紀律習慣──或至少，在這個族群蓬勃興起時，他們是這麼做的。
由於這三重包袱的三大元素如此違逆現代美國文化，難怪美國這些成功族群在某種型態上像局外人一樣格格不入。這也說明了為何這些移民社群，在階級越來越嚴格的美國經濟體裡向上流動時，看起來會是如此特異。弔詭的是，在現代美國，如果一個族群不接受（或還沒接受）後一九六○年代的美國自由派主流原則的話，它就會保有這種特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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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包袱為何是推動族群成功這麼有力的引擎？它源自一種驅動力，這驅動力來自三重包袱前兩項不相容動力的結合。
你也許會認為優越情結和不安全感應該會相互排斥，這兩種特質要共存在同一個人身上相當困難。那就是重點：它的確是種古怪又不穩定的組合。但優越感和不安全感的結合可產生一種頗不尋常、但卻很強大的驅動力：那是一種凶猛的、有時像是磨難般的需求，不僅想向「世界」、也得在家族裡證明自己的能力。
在許多中國、韓國和印度移民家庭裡，父母對子女的學術表現期待高得離譜（「為什麼只拿九十九分？」）。暗藏在這些期待裡的，有深沉壯大的優越感（我們知道你能做得比大家都好），同時也挑明現在還不夠格的不安（但你至今的表現離好還差得遠）。被拿來與堂弟X相較，他剛以致告別辭的學生代表身分畢業，或誰的女兒剛被哈佛錄取，這類比較很普遍──不管在高或低收入家庭裡都是如此。
變本加厲的是，東亞移民父母往往向子女傳達，子女的「失敗」（比如，拿到B+）會使整個家庭蒙羞。「在華人家庭裡，」一位台灣裔美國母親在最近的研究裡解釋，「子女的個人學業成就是整個家庭的價值和榮譽……如果你表現良好，家庭就有面子，不會丟臉。子女肩負著必須為家庭表現優秀的巨大重擔。從幼稚園就開始。」
然而，更為強勁的，是優越感和衝動控制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威力（相信自己因為能夠控制衝動而比別人更優越的信念），它能產生一種讓忍耐力越變越強的自我實現循環。建立在衝動控制上的優越情結相當有威力。一個擁有這種情結的人總是急於展現和運用他的自我控制，以完成某些困難的目標；他越是能忍受犧牲和艱困，就越覺得自己優越，這使他更能在要求自制的情況下，達到更多目標，繼而使他自認比別人優越。這循環過程會產生忍受磨難的能力──一種強化的適應力、精力和堅毅。
摩門教徒將紀律、克己，以及在傳教時所忍受的艱困，納入優越情結中。當其他十八歲的美國人在大學校園裡隨波逐流放縱飲酒作樂時，摩門教徒卻一週埋首工作六天，一天工作十到十四小時，穿著白襯衫和領帶或整齊的裙子，挨家挨戶敲門，老是吃閉門羹，或遭受嘲笑。
忍受艱困的能力本身和經濟獲利或傳統成功毫無瓜葛。基本上，它可能導致過度儉樸，或變成卡夫卡式的飢餓藝術家。但是，當這種刻苦的忍耐力受到適當的駕馭，轉化為奮發向上的野心時（當堅毅碰上備戰精神），就會產生延遲滿足（deferred gratification）機制。
優越感加上不安全感是產生驅動力的公式。優越感加上衝動控制則是產生艱困忍耐力的公式。當三重包袱讓這三大元素在一個族群的文化裡結合時，這些族群成員就會成為少數願意用今天所付出的犧牲，來換取明天的成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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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確實達到三重包袱成功定義的美國各族群，卻陷入一種創造性毀滅的過程中，無法回頭。美國自身的文化抗體，始終攻擊著這些族群，鼓勵它們的成員掙脫文化的傳統桎梏。
這個過程的一項可能結果就是，曾經如此出類拔萃的族群就這麼消失了，曾經一度非常成功的美國胡格諾教徒便是如此。一個族群的消逝可被頌揚為美國大熔爐的勝利，也是某種傳承和認同消失的哀歌，然而無論是好是壞，最終結果都是一樣的：一個成功族群，正因為它成功在這個社會立足，最後終會因同化、外婚，或美國化而銷聲匿跡。黎巴嫩裔美國人（和其他阿拉伯裔美國人一樣有極高的外婚率）也許可作為這現象的二十世紀範例。
另一個可能的結局則是衰微。三重包袱的成功在本質上很難維持。成功會軟化意志，削弱不安全感。與此同時，現代原則中的平等觀念，又會削弱族群的優越情結。美國文化中熱愛自由、「現在就要」的特質，也減弱了衝動控制。早期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白人，原先在美國的經濟強勢，便是因為不敵這些壓力的力道，逐步走向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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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不是非得在三重包袱文化中長大成人，才能擁有三重包袱的成功特質。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對自己的能力非常有自信；遠在他變得名聞遐邇前，一位前任女友便認為他患有自戀性人格異常。他的自制和對瑣碎細節的專注能耐也同樣出名。同時，根據他一位密友的描述，「史蒂夫一直都很不服輸。史蒂夫有種深沉的不安全感，總是想證明自己。我想，身為孤兒的他，以我們大部分人無法理解的方式，驅策著自己向前邁進。」
賈伯斯可能生來就擁有三重包袱的成功特質，或者，也許就如他朋友所觀察的，身為孤兒這點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任何一種家庭裡，不管背景為何，一位堅定積極的家長或甚至祖父母若能將優越感、高度期待和紀律灌輸給孩童，便能在家庭裡創造出迷你三重包袱文化。另一方面，個人也能自行發展這類特質。在三重包袱文化中長大並不保證你就會表現傑出或領先群倫；只不過它會增加你的勝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