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這樣衡量通膨？你我眼中的通膨一樣嗎？
你或許曾在二○二二年或二○二三年的新聞上看到，各個國家的通膨率比往年多了「X％」。不過，計算通膨的方式那麼多種，我們能確定各國衡量的是同一件事嗎？要說起來，若先不討論那些報導的話，你難道不覺得所有價格對你來說都好像上漲了嗎？在朋友聊天時，你也許會對通膨如何實際影響生活產生某種印象，但這個印象可能會和你在國家統計單位網站上讀到的內容截然不同。
舉例來說，你可能常開車，而你的朋友則騎車去工作，因此隨著去年油價大漲，你會覺得通膨比較高。但接著你又想起，你的朋友對於她的房租幾乎加倍了感到很氣憤，現在她得用剩餘的存款來支付房租了。你則與她相反，你買房後需要支付的是固定利率的房貸。你是通膨大贏家，這是因為通膨會減少這筆債務的真正價值。
如果通膨率是一○％，而你的房貸是五％，那麼你真正支付的利息其實是負五％。你實際上是用「貶值後」的錢支付貸款，而你那位租房的朋友則被迫吐出了更多錢。因此，每個人對通膨的感覺大相逕庭。既然有這些不同，那麼我們要怎麼建立一套衡量通膨的方法呢？
各國都在試著掌握各自的不同脈絡，並總結出指數。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指數大致了解國內的物價趨勢，以及物價如何影響國民的消費狀況。統計學家與經濟學家為了掌握脈絡，將通膨視為一種「消費組合」：把許多商品與服務聚集成一套組合，用它代表人民（而非特定個人）的整體消費，並計算這套組合的價格。
接著，把這些價格計算成單一指數，也就是先前提到的CPI。這種指數提供的數字可以是每年的、每月的或每天的。這個數字代表了一個國家的物價位置，而項目的價格改變（也就是我們想要衡量的改變）指的就是現在與前一段時間的價格比率（乘一百）。因此，簡單來說，通膨就是這項指數的改變比率。
此外，就像我們先前提到的，你在測量與總結八千項商品的改變時，組合中的每個項目並不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也就是它們各有不同的「加權比重」，這是因為有些商品對於整體價格水準的衝擊大於其他商品。
假設我們在同一個組合中放了一份漢堡的價格，和一包義大利麵的價格。由於美國人在漢堡上花的錢通常高於義大利麵，所以美國的漢堡價格改變對CPI的影響較大，義大利麵改變的影響則較小。但如果我們要衡量義大利的CPI，情況則可能剛好相反。因此，這些指數並非恆定靜止的。隨著消費方式改變，組合中的品項也會改變。隨著我們的經濟狀況改變，例如現在我們消費的服務變多了，物質商品變少了，我們就必須更加留意服務的通膨。
指數同時也能允許我們詳細分類不同的離散項目數據。你可能曾聽過的主要分類會是總體通膨（headline inflation）與核心通膨（core inflation）。我們目前提到的指數測量的是總體通膨。然而，分析師與央行往往會比較想檢視所謂的「核心通膨」趨勢，核心通膨指的是總體通膨減掉糧食和能源的價格。計算核心通膨的原因，是源自糧食和能源價格時常改變－－用經濟術語來說，它們具有高波動性，每月之間和每年之間的變動幅度極大，使得人們更難分辨出潛伏在下的通膨趨勢。
總體通膨VS. 核心通膨：沒有人活在平均數裡
對於受到通膨影響最大的那些人來說，這兩者的差別毫無意義。你可以計算出各種平均，但沒有人實際生活在平均裡。如果當下的通膨主要是由糧食和石油的支出所推動，那麼把這兩者摒除在指數之外，就像是作假帳來獲得較低的數字一樣，就算統計上合理也沒用。
表面上看來，總體CPI會用來比較往年的價格變化，而核心CPI則能讓統計學家研究月通膨率。但由於核心與總體代表的通膨率顯然截然不同（通常是因為油價震盪），所以使用其中一種通膨而非另一種的誘因，不只是想使數據更可靠或更容易做比較。經濟學的關鍵在於觀點，就和政治學一樣。事實上，格外留意這種差異會大幅改變我們對通膨的看法。只要在發達國家中比較總體通膨與核心通膨，我們就可以測試新聞媒體上的某些通膨敘事。
根據其中一種常見的說法，各地物價上升是因為人們在疫情後開始購買更多商品，彌補他們在疫情期間沒有花的錢。這聽起來確實有可能，畢竟各國政府在疫情期間都提供人們太多錢了，但當時供應鏈斷裂，導致這些錢無處可花。因此，政府的疫情支出「過度刺激經濟」，一旦疫情過去了，通膨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結果。
雖然這套論述聽起來很像那麼一回事，不過其中的模糊之處在於，儘管許多國家都出現了通膨率上升，但各個國家遇到的通膨各自不同（好的、壞的和醜惡的），通膨覆蓋率也不盡相同。儘管美國與歐元區在二○二二年七月的總體通膨大約是九％，但美國的核心通膨21（六％）卻高於歐元區（五％）。美國的糧食與能源之外的物品價格改變，就足以解釋一半的通膨率。歐洲則截然不同，通膨一開始大多來自能源支出，這是因為歐洲十分依賴俄國天然氣，而俄國入侵烏克蘭導致天然氣出現突然短缺。
然而，若我們單獨檢視糧食通膨的話，將會得到相差甚遠的結果。糧食顯然是多數人非常在意的商品之一，二○二二年十二月，美國的糧食價格通膨率是一○％，英國是十三．三％，德國則上升到二○％以上。從總體通膨中減去糧食，無疑會大幅衝擊我們正在計算的通膨率，就算這麼做能有效告訴我們是哪些因子造成通膨，也不能改變大幅衝擊的事實。舉例來說，德國和美國不一樣，並沒有直接寄出補貼支票給勞工，然而德國的通膨率卻大於美國，主要原因就是糧食和燃油。
此外，由於不同的通膨指數使用不同的方式區分所謂的「穩定項目」與「易波動項目」，所以會得出不同數據。核心通膨排除糧食與能源的價格，是因為這兩者具有季節波動性。但也有其他版本的核心通膨指數會排除衣服與旅遊，這兩者也很容易因為拍賣或假期而改變價格。使用這些方法是為了要找出「真實的」通膨趨勢。然而，就算做了這麼多努力，仍沒有任何衡量方法能展現出通膨的真相。
每種衡量方法都是主觀的、具有選擇性的，每種方法的預測能力都會隨時間改變。因此，計算指數的方法可以是一種非常強大的政治資源。通膨的真正關鍵在於消費者與生產者對價格改變的感受有多廣泛，這種感受既是主觀的，也是客觀的，取決於他們在收入分布中的位置。毫不客氣的說，如果你很有錢，大概會比較不在乎通膨對自身消費的影響。
物價上升也可能會集中影響特定行業，而不影響其他人。舉例來說，二○二二年初，墨西哥密卻肯州（Michoacan）一位美國植物檢疫員收到死亡威脅（據說來自墨西哥販毒集團成員），美國因此禁止進口墨西哥酪梨。這項禁令使美國酪梨短缺，將酪梨價格推至二十四年來新高。雖然酪梨價格急遽上升，卻沒有影響到其他產品（可能只有酪梨醬除外）。儘管許多媒體都把這次事件稱為「酪梨通膨」，但因為價格上升的涵蓋範圍不夠廣，所以其實不能如此稱呼。
正如經濟歷史學家亞當．圖澤（Adam Tooze）的描述，「真正的通膨」應該發生在「物價指數上漲時，而且這種上漲必須歸因於數量龐大的子群體價格出現大致成比例的上升」。這就是為什麼當人們討論「資產價格通膨」或「房價通膨」時，他們討論的根本就不是通膨。畢竟，雖然美國房價在二○○○年代初期出現快速成長，同一時期全球化卻對特定商品的價格產生了通縮影響，使許多消費品（例如電視）的價格下跌。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住屋與健保這一類的高價商品呢？哪些不在我們的指數裡？又有哪些是以奇怪的方式出現在指數中？
要點三：被衡量的品項才是重點
如果說，我們正是因為這些衡量方法之間的差異，才無法找到通膨的真正衡量方法的話，那該怎麼做才好呢？我們該如何看待通膨的起因？
這些問題十分重要，因為若探究CPI的本質，我們將注意到一個關鍵：組合中各個項目對指數的影響，會隨著時間推進而逐漸分散。直白地說，過去有些項目的價格容易同時上漲或下跌，如今它們變得較容易朝不同的方向變動。這種分散傾向在二○二○年與二○二一年來到了高點。有鑑於此，釐清通膨的涵蓋範圍有多廣泛便成了重要的關鍵，這是因為通膨的驅動力有可能只集中在少數幾個關鍵類別中。舉例來說，美國在二○二二年的租屋支出與二○二三年的運輸支出就是通膨的極強驅動力。同一時期，歐盟則正如我們先前提到的，幾乎有一半的指數變動都來自能源支出的上升。
另一個相當重要，卻鮮少被提及的重點是，由於通膨指數聚焦在隨時間出現的改變，所以每個指數選擇的起始點也格外重要。我們可以在二○二一年清楚看出這點，當時美國的月通膨率顯得特別高。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一位分析師提出警告，因為通膨衡量方式的基數效應（以十二個月的改變為基礎），所以二○二一年四月的通膨數字會特別高。簡單來說，如果我們比較二○二○年四月與二○二一年四月的話，二○二一年四月的通膨會顯得非常高，但這只是因為二○二○年時的疫情使物價異常下跌。因此，二○二一年的通膨率所反映的物價飆漲並不是事實，只是二○二○年價格下降的反映。
不僅如此，我們在檢視CPI時應該要同時考慮那些被排除在外的項目。隨著時間流逝，通膨指數使用的商品與服務組合，可能已經無法有效代表人們的消費了。
新冠肺炎是個絕佳範例。疫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隨之改變的還有消費習慣。許多人得居家工作，減少了搭乘大眾運輸與開車的次數。搭機的價格忽然變得無關緊要，畢竟政府不鼓勵大多人四處旅遊。餐廳的食物也是一樣的道理。如果根本沒有人在搭飛機，或購買餐廳的食物，那麼我們還有需要在乎這兩個品項的價格上漲或下跌嗎？事實上，我們或許會更希望通膨指數將更高的比重加權在疫情前不那麼重要的商品價格上，例如口罩或健身器材。
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因此開始思考，我們是否該重新構思通膨的衡量方法。舉例來說，哈佛經濟學家亞爾伯特．卡瓦洛（Alberto Cavallo）使用了美國疫情期間的信用卡與簽帳金融卡消費資訊，建議官方更新組合項目。他發現，疫情期間人們花了較多錢在日常雜貨，花較少錢在交通、餐廳與飯店上。
這個問題已是老生常談，不過是「如何精準加權物價」這個長年困境的新版本罷了。這個問題的本質在於：組合是否應該維持不變，又或者應該要為了適應新的消費模式而改變？如果我們保持組合不變，會比較容易比較不同時期的數值。這種指數在一定程度內是很有幫助的，我們可以了解如今的通膨是不是真的很嚴重，例如是否嚴重到一九七○年代的程度。
然而，現今的消費習慣已和一九七○年代有了天壤之別。許多產品過去甚至不存在，例如智慧型手機。因此改變指數中的加權似乎是個合理的做法。事實上，有些央行就是這麼做的。儘管如此，一旦我們這麼做了，下一個合理的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在比較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數字？如果我們更新了加權，在組合中加入截然不同的項目，就真的可以把這個通膨率拿去和一九七○年代比較嗎？
這個問題聽起來或許有些迂腐，但確實很重要。德國就是個引人注目的例子。在新冠肺炎期間，隨著封城令實施，交通支出大幅下降，導致運輸價格劇烈下跌。其他物價，例如食物、酒水和家具的價格則上漲了。然而德國通膨指數中，對交通服務的加權卻調整得相當慢（例如英國便比德國快），因為是這些支出類別的加權是依據調查結果加以更新，而消費者改變習慣的速度通常很慢，所以他們不常展開這種調查。
新冠肺炎顯然是個例外，人們的消費方式改變得又快又徹底。突然之間，所有人不再旅遊，開始購買日用雜貨。然而官方改變統計加權的速度卻沒那麼快。於是，儘管糧食價格不斷上升，迫使許多人勒緊皮帶，但官方的通膨數字卻告訴我們：通膨並沒有那麼糟，這是因為糧食價格上漲的同時，交通價格正在下跌。這些統計方式顯然沒有考慮到，新冠肺炎期間根本沒有人在交通運輸服務花錢（我們參考的研究使用了信用卡的資料，該研究顯示了疫情期間的消費模式變化）。
所以，你沒猜錯，通膨遠比政府說的還糟。德國嚴重低估通膨率的原因很簡單，他們仍然重視已經沒有人花錢使用的支出類別，重視程度等同於人們時常消費的其他類別。二○二一年九月，德國的組合項目終於調整完畢，由於旅遊相關服務的花費支出減少了，所以德國調降了該類別的加權。結果，德國的通膨率在一個月內從三．四％急遽上升到四．一％。
另一個例子來自更加數位化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我們消費的某些產品表面上是免費的，例如使用網路搜尋和進入數位平臺。當然了，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產品不是真的免費，我們支付費用的方法是暴露在廣告中或成為商品，臉書（Facebook）就是一例。儘管我們絕對是在消費這些產品，那該如何理解這種產品的通膨呢？如果它們在我們的消費支出中占了很大一部份，我們又該如何決定它們的通膨加權與衡量方法呢？目前我們對此仍一無所知。簡單來說，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哪些項目被納入衡量，還有如何更新衡量方法，以及哪些打從一開始就缺少的品項，其實重要程度等同於已經在組合中的品項。
最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