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證/
冰雹與寒風狂舞—一段中陰之旅
啊，聖生，縱使你不情願……
你仍會不由自主地被迫前行；
……當聲響、風雪、雨水、駭人的冰雹與凜冽的旋風襲來，
你將生起想要逃離的念頭。
—《西藏度亡經》
二○一○年九月十三日，我躺在東京一家醫院裡，關節痠痛、皮膚發盪，只有一絲微弱的天光從隔簾透進來。量體溫、送早餐與醫師巡房的例行程序尚未開始，病房裡除了儀器的嗶嗶聲，以及隔壁床那位老婦人偶爾發出的顫動鼾聲外，一片寂靜。
沉浸在幽暗中， 盯著天花板， 我想起外祖母說起的一九一二年清晨，她父親在協助達賴喇嘛從印度流亡返藏後，途中遭遇雪崩。我想像那個冬日：龍藍色的喜馬拉雅天空，陽光在覆冰的松林上閃耀，馬匹與馱獸的呻吟聲與牠們麝香般的氣味，受困的人艱難呼吸，恐慌湧上喉頭；我看見曾祖父在他幽暗的中陰裡掙扎著想掏出念珠、獲得空氣，聽見他向摯愛的蓮花生大士祈禱，以及地面上人們奔來救援時的呼喊。
一週前，我因劇烈頭痛與噁心、持續三十九．四度的高燒與激烈寒顫而住院。大衛與我之前才帶著孩子們在印尼過暑假，醫生懷疑我可能感染了登革熱或瘧疾。我的症狀毫無緩解，每天還出現新的狀況：皮膚發黃，雙手因皮下出血而出現細小的紅色瘀點，膝蓋上有顆粒狀皮疹，眼睛畏光。關節痛到讓我終於明白，如果真的是登革熱，為何它被稱為「斷骨熱」。
這一週在痛苦與混亂中模糊地過去，症狀持續惡化，醫師們努力查明病因。新的詞彙進入我的日文辭典：さむけ（寒顫）、だるい（極度倦怠）、炎症（發炎）和点滴（點滴）。我接受了頭部與全身電腦斷層掃描、一般與顯影劑磁振造影、X光與心臟超音波檢查；凝集試驗與散射比濁法（Nephelometry）、SGOT 與SGPT 肝功能檢查，以及紅斑性狼瘡、修格蘭氏症候群和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檢測。C反應蛋白（CRP）測試體內發炎指標，數值顯示為十六，而正常數值應低於一。我虛弱到無法行走，只能坐著輪椅被推去做各項檢查。
九月十五日，住院的第十天，近藤醫生衝進病房，張開雙臂像裁判宣布判決般：「最終診斷出來了！心內膜炎。」他語速很快，然而也慢得令人難以忍受。心內膜炎是一種罕見且有生命危險的感染，侵犯的是心內膜，也就是心臟內層。細菌進入血液後，附著在心內膜上—通常是在心臟瓣膜—並形成一團贅生物。在我的二尖瓣上，那團贅生物已增生至二○．三公釐，這大小意味著它早在四到六週前就已開始生成。
「妳很幸運，還沒發生心肌梗塞。」近藤醫生說。我還得再住院四週，接受靜脈注射頭孢曲松（Ceftriaxone）與環丙沙星（Ciprofloxacin）兩種抗生素，但不確定有沒有效。
不確定有沒有效。這句話讓我在恐懼與茫然中蜷縮成一團。
近藤醫生離開後，我拖著點滴架一瘸一拐地步到走廊的電腦前搜尋心內膜炎。指尖觸及鍵盤那光滑而冰涼的質地，一如既往地讓我平靜下來。現在，我能看到全貌了。我會理清思緒、擬定對策。然而當資訊在螢幕上閃現，我的思緒又變得紛亂吵雜，呼吸開始急促：「併發症包括充血性心衰竭、嚴重器官損傷、顱內出血、中風、神經功能衰竭。治癒不易。死亡率極高。」
重病會把我們拋入一種臨界狀態，熟悉的現實危疑不定，迫使我們踏上一段駭人的中陰之旅。當我因心內膜炎變得孱弱，就不再是在優美的寺院、外祖母溫馨的客廳， 或寧靜的書房裡學習《西藏度亡經》的教誨；取而代之的是捲進一條由生理、情感與心理痛苦搭建的黑暗隧道，被迫以最原始無情的方式面對無常。
你有過那種不太像自己的感覺嗎？彷彿神祕地與平日的節奏脫了拍？我的磨難正是從這樣的感覺開始—我們在印尼時，我覺得那是在暗示無常。正值齋戒月，每天清晨我無眠地躺著，聆聽宣禮員在靜謐的藍色黎明中吟唱喚拜詞。它像是我生命的最後一個鐘頭，無論大小事的悔恨都湧上心頭：曾說過或做過的傷人之語、之舉，真實或想像中的冒犯，以及錯失的機會。
從雅加達飛回東京後，我的不安仍未消散，尤其是在八月底的一個夜晚：社區安靜下來，像是在一天悶熱後的歇息，我們打開窗戶，暮色中微風帶來花園裡濕潤泥土的氣味，夾雜著鄰居電視裡的笑聲、偶爾清脆響起的玻璃風鈴聲，以及餃子小販推車穿過街道時那帶著哀愁的叫賣調子。
就像其他無數個夜晚，我卻在從報紙上抬起頭時怔愣了一下。大衛坐在餐桌前用電腦工作，身上是一件寫著科德角（Cape Cod）的破舊T恤和卡其短褲；十四歲的蘇菲亞趴在地板上，吃著蜜柑做她的幾何題功課；十二歲的亨利盤腿坐在沙發上，練習日文漢字。麥克在桌子底下靠著牠的骨頭熟睡，爪子偶爾抽動，做著屬於牠的狗狗夢。
過著美好人生時，我們通常不會去想死亡，但那天晚上，我彷彿能聽見佛陀在《金剛經》這部古老經典裡的話，它以鑽石般銳利的智慧劈開我們的幻象：應作如是觀：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不久之後，我所熱愛的生活將會消逝。蘇菲亞會離家上大學，亨利很快也是。不久之後，麥克也會死去！我看見大衛與我從大學退休、老去，我們的房子被拆掉……那些尚未發生、卻終將發生的一切。
不安的感覺持續了一週—也許是因為在我並不知情的狀況下，心臟瓣膜上的贅生物正悄然增生—直到某天清晨醒來，我非常不舒服，被送進了急診室。
接下來的日子裡，我的經歷詭異地呼應著《西藏度亡經》所描述的中陰之旅。入院不久，主治醫師安藤醫生在我面前站定，用既好奇又困惑的神情凝視著我，彷彿在思索這位極度病弱的美國女子怎會變成他的病人。
「妳……在日本住了很久嗎？」他問。
當我告訴他，我在東京生活將近二十五年，他看起來很驚訝；當我說自己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作家與文學教授，他更驚呆了。我其實和他一樣訝異：我是這麼虛弱，我口中描述的彷彿是別的人。我像是離開了那充實、豐富的人生，從很遠的地方在觀看它，就像亡者在中陰裡飄浮，回望她再也回不去的存有。
夜裡，我躺在病床上聽著城市迷宮般街道上刺耳的警笛聲，還有隔壁老婦人在睡夢中譫妄狂喊：「いやだ！（不要！）」我渴望進入沉重、麻醉般的睡眠—哪怕只是短暫逃離這個我所落入的駭人現實—但即使勉強睡著，也只是墮入惡夢的領域：我被困在世界最炎熱沙漠中的棚屋裡，塵土從地板縫隙間吹入，一切都枯萎、褐化、乾裂；或是行駛在黑暗、暴雨傾盆的蜿蜒山路上，我的車失去控制、墜落懸崖。我夢見身分證被偷、遭野狗攻擊。
我像在《西藏度亡經》所描繪的中陰景象裡徘徊，你會在那兒聽見「哀號般的歌聲」、被「濃重可怖的黑暗」包圍；你會經歷「被各種可怕猛獸追逐的幻象」。有次我猛然從床上坐起，呼喊在椅子上打盹的大衛，但他沒有醒來。「這就是死後的中陰吧，」我心想。我就在那個尚未意識到我們已經死去、呼喚摯愛他們卻聽不見的旅程階段。
我祈禱事情會好轉，但我必定感覺到自己正往中陰裡愈行愈遠，因為有一晚我夢見自己飛進一個原始荒涼的山谷，愈飛愈深入，樹木全籠罩在霧氣中。
事實上，情況確實急轉直下。接受抗生素治療兩天後，我二尖瓣上的贅生物縮小了將近百分之四十。大衛與我欣喜若狂；照這個速度，說不定我甚至能提前出院。可是安藤醫生一動不動地站在床尾，眉頭深鎖。起初，我以為那只是日本人特有的內斂或專業上的謹慎，但他神情之凝重讓我不寒而慄。「贅生物快速縮小，」他說，「有個可能是部分脫落，進入血液循環形成栓塞。」他繼續說，栓塞也許進到我的腎臟，導致腎衰竭，也可能進到腦部阻塞血管、引發中風，或者阻塞冠
狀動脈，造成心肌梗塞。
那夜我幾乎無眠，持續高燒帶來的惡夢與對有如定時炸彈般在血管中移動的栓塞的恐懼折磨。當黎明終於到來，儘管灰暗又沉鬱，我仍為了活著而滿懷感激，就算這個早晨有點憂鬱也無損它的美麗。
早餐送來時，我拿起筷子，發現無名指尖感覺不到它們。我用另一隻手測試，手是麻的，視野邊緣也有閃爍，像是熱氣在路面上升騰。
我立刻被送去做緊急核磁共振與電腦斷層掃描，這才發現二尖瓣贅生物有一塊脫落，卡在大腦的枕葉，形成一個巨大的膿瘍，形式上就是感染形成的囊袋。如果膿瘍阻斷周圍組織的血流，我可能會出現癱瘓以及「不可逆的認知功能損傷」，或者—安藤醫生停頓了一下，尋找合適的字眼—「甚至更為危急的併發症」。
我開始接受靜脈注射甘油以縮小膿瘍，但兩天後，醫療團隊中的神經外科醫師向我與大衛展示當天早晨收到的核磁共振影像，並告訴我們：「腫脹又明顯擴大了不少。」正如他們所擔心的，這已導致梗塞，或說血液供應受阻，使周圍組織壞死。我盯著影像：幽靈般的橢圓形左下象限處，一顆黑色圓球正在擴張，摧毀我的大腦。
我謝過神經外科醫師， 坐著輪椅回到病床去， 大衛追問醫師的聲音愈來愈遠，而我沿著走廊慢慢前進，努力壓抑內心翻湧的恐懼與驚駭。護理站櫃檯上的史努比與凱蒂貓大型玩偶顯得格外落寞，像是知道在這個痛苦的前哨站，它們能提供的安慰有多微不足道。
大衛回到病房後告訴我，醫師們正考慮採取最後手段，他們可能會在我的頭骨上鑽孔，引流膿瘍；如果失敗，唯一的希望或許是開顱手術，打開一塊頭骨、露出腦部，直接清除膿瘍。
我總是想像，像這樣的時刻來臨，我們會說出那些在平凡忙碌日子裡未曾說出口的話：「此生只有你。」
然而我們卻沉默了，只剩夜晚的嗶嗶聲與嘶嘶聲。纏綿病榻有如腳下的大地讓開，而我們在太空中旋轉。在佛教裡，這叫無依無怙， 即體悟我們以為堅實不變的地面可能轉瞬間土崩瓦解。此時，一段早已塵封的記憶浮現腦海，是我另一回在虛無中旋轉的時刻。那是八○年代末，我與大衛新婚不久，到斐濟一座火山島度假。每天都傾盆大雨，把泥土路沖成泥流，所以我們都在潛水。某天早晨我們進行漂流潛水，沿著繩索下潛，直到穿越最強的海流，接近海底。可是我們鬆手太早，看不見海底也看不到海面，就那樣一同迷失在無盡的深藍中。
在醫院那幾個黑暗可怖的星期裡，我陷入否認，像外祖母曾告訴我的那個亡者般渴望回到從前的生活，試圖重新鑽回自己的屍身。正如《馬里．艾密達的七天七夜》的主角堅持要回到舊日生活，因為他還有照片要發，我要跟我現在待著的陌生世界的主宰說明：我家離這裡就十五分鐘，那是我與大衛一起設計的現代日式住宅，裡面有我們的酷彩（Le Creuset）鍋具、我從外祖母那裡繼承的藏毯、一個夏夜與朋友小酌的屋頂陽台，和天冷時可以圍坐的壁爐。我必須解釋我還有大學的課要教，蘇菲亞即將升上高一，我得參加家長會，還要在亨利學校的中秋賞月活動上和他一起吃糰子。
一次又一次，我告訴自己不可能死去，因為我正值壯年。我一直深信自己會像外祖母那樣活到一百歲，不會「死非其時」（幸好我在康復後才得知，我父親這邊的祖母，二十八歲時就死於心內膜炎）。然而某一刻，我帶著寒意清晰地明白，在藏傳佛教觀點中，「時辰未到」並無意義。當外祖母在大吉嶺辭世的那個冬夜，月亮高懸干城章嘉峰，狗群在遙遠下方的山谷裡嚎叫。她沒有病痛，只是身體走到了盡頭。「她的時候到了，」一位前來誦唸《西藏度亡經》的喇嘛如此解釋—她已走完命定的壽數。
「有天妳或許會成為國王或王后，」外祖母常說，「但當那一切結束， 妳必須接受。」 如果這就是我的終點， 我希望能平心靜氣地擁抱它，然而我拒絕接受自己可能死在四十歲左右。那個八月午後，我與大衛曾許下誓言，「只要我們都還活著」，我們共度的人生就不可能結束。我得看到孩子們大學畢業、參加他們的婚禮，抱抱他們的孩子。我有過幾次命懸一線的時刻：九歲時，我在森林裡遭一名持刀男子追逐；十七歲時，在晴朗的加州清晨，我開車急速過彎前往男友家，與迎面而來的車輛擦身而過，兩車只差幾公分。罹患心內膜炎肯定也只是另一次驚險時刻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