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舉辦一場拍賣會，拍賣一個裝有零錢的罐子，大家去猜測裡面有多少錢，並決定你願意用多少錢去標這一罐錢。出價最高的，可以把罐子帶走。

這是經濟學裡一個常見的實驗，實驗的結果，往往都是這位贏家所出的錢，大過罐子裡的錢。沒贏就算了，贏了反而賠錢，這就是所謂的「贏家的詛咒」。這件事的問題出在，贏的那個人，做出了很糟糕的預測。很多時候，是預測者，過度自信了。

這個實驗，跟股市的特性是一樣的。往往當許多投資人都「感覺現在是投資的好時機」時，同時期股價都會飆高。雖然這明明跟股票應該買低賣高的邏輯背道而馳，但是人總是會在這些時候特別樂觀，大膽搶進。所以這些投資人，如果在股市裡失利了，都是因為他們誤將樂觀氣氛這個雜訊，當成可以搶進的訊息，做出了錯誤的預測的關係。

為何九一一攻擊時，第二棟大樓被撞不用太驚訝？
根據貝氏定理，做預測時，事前某件事的發生機率有多高，會很大程度影響後來的發生機率。

九一一恐怖攻擊那天早上，大多數美國人都會認為恐怖分子用飛機撞進曼哈頓高樓的機率趨近於零。那是第一架飛機還沒撞進大樓前的數據。等到第一架飛機事故發生之後，第二棟樓被攻擊的可能性就無庸置疑了。

根據貝氏定理的公式計算，第一架飛機事故前，美國高樓被恐怖攻擊的可能性根據歷史紀錄可是兩萬分之一，或者說0.005%。第一架飛機事故發生後，美國被恐怖攻擊的機率當下被改寫，提高到了38%。這時，當我們再預估第二架飛機撞上 高樓發生的機率時，運用貝氏定理的公式計算之後，整體機率陡增到99.99%。（貝氏定理用一行簡單的公式就能算出這個機率，詳見第8章）

然而，一般人「憑感覺」的預測卻是：在艷陽高照的紐約，發生一次意願已經夠不可能了，第二次幾乎是真的完全不可能！但使用貝氏定理，卻能輕鬆預測第二起事故的發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做預測時，不能憑「感覺」，而要信賴客觀工具的原因。

依照基本原則來看，所有的預測，顯示的結果應該都是機率，而且一定會有不確定性。氣象的預測，也不例外。

美國國家氣象局經過長年來的努力，所取得的氣象資料以及他們的預測，準確率已經大有進展。然而，為何大家仍覺得氣象預報不準？

這是因為商業氣象頻道，為了顧客服務的經濟動機，有時會在資料的呈現上做些操弄。比如，當他們說降雨機率20%時，有時其實只有5%。因為民眾對於這種幫助提高警覺的「假警報」不介意。相對的，若他們預期不會下雨時卻下雨了，大家就會咒罵氣象頻道毀了他們的野餐。而且，氣象預報時，更無法呈現出「不確定性」，誠實展現出預測中的不確定或者誤差，也會有損預報的權威感。

在這樣的情況下，並不是預測技術無法精準，而是氣象頻道實在沒有砥礪自己追求預報精準的動機。然而，這是個惡性循環。結果就是當真的發生卡崔娜這樣的颶風時，很多已經把氣象預報當成「狼來了」的民眾，就可能會喪失性命。

作者認為，一個預測的人，職責就是應該要盡力做出精準的預測與預報。這一點，氣象的預報人員，沒有做到。雖然本來也許有時是出於好意。

二〇〇〇年代末期的危機通常被人認為是我們政治與金融機構的失敗。這很明顯是大規模的經濟衰退。到二〇一一年，大衰退正式開始的四年之後，美國的經濟還是比其生產潛力低了幾乎八千億美元。

然而我相信，看待金融危機最好的方式，就是將之視為判斷的失誤——預測的悲慘失誤。預測的失誤隨處可見，差不多在危機前、中、後都有，從房貸經紀人到白宮，大家都有分。

最慘烈的預測失誤通常有許多共通之處。我們注意的訊號，告訴我們的是我們希望這世界變成的樣子，而不是這世界真正的模樣。我們不理會最難估計的風險，就算這些風險會對我們的幸福造成最大的威脅也一樣。我們對這世界的估計和假設比我們所了解的還粗略得多。我們痛恨不確定性，就算不確定性正是我們努力想解決的問題中無從簡化的一個部分也一樣。如果我們想要了解金融危機的核心，我們應該從找出最大的預測失誤開始，一個造成所有這些錯誤的預測。

AAA等級通常只留給世界上少數最有償付能力的政府和經營得最好的企業，評等機構卻核發給數千家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券，這種金融證券允許投資者把錢投注在別人付不出房貸的可能性上。這些公司核發的評等很明白的就意味著預測：
判斷某份債務無法清償的可能性。例如說，標準普爾公司告訴投資者，公司把人稱債務抵押證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s）這種特別複雜的證券評等為AAA的時候，未來五年內只有只有百分之〇‧一二的可能性——大約八百五十次有一次——會無法清償。按理說，這樣會讓這種債券跟AAA評等的公司債券一樣安全，比標準普爾現在對美國國庫債券（U.S. Treasury bond）的認定還更安全。評等機構不對會曲線評分。

事實上，根據標準普爾的內部數據，AAA評等的債務抵押證券有百分之二十八無法清償。（有些單獨的估計數字甚至更高。）這就表示，債務抵押證券的實際違約率比標準普爾之前所預測的高了兩百倍。

這樣的預測差不多完全失誤：數兆美元的投資被評等為幾乎完全安全，結果卻幾乎完全不安全。這就好像氣象預報說天氣晴朗，氣溫三十度，結果卻有暴風雪。

你做的預測結果這麼糟糕，你就可以選擇要怎麼解釋。一條路是怪罪外在環境——我們會認為是「運氣差」的東西。有時候這是個合理的選擇，甚至會是正確的選擇。國家氣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NWS）說晴天的機率是百分之九十，卻下起雨來，讓你不能出門打高爾夫球，你也不能苛責他們。數十年來的歷史資料顯示，氣象局說十次有一次會下雨的時候，長期來看下雨的機率確實只有百分之十。

然而，如果預報員過去沒有預測成功的歷史，而他的錯誤又比較嚴重的話，這種解釋就比較不可信了。在這些狀況中，毛病比較可能會是在預報員對這個世界的模型之中，而不是這個世界本身。

在債務抵押證券的狀況中，評等機構完全沒有業績記錄：這些是新出現、非常新穎的證券，而標準普爾公司所宣稱的違約率並非得自於歷史資料，而是以有問題的統計模型為基礎所得到的假設。同時，他們的錯誤極為嚴重：AAA評等的債務抵押證券實際上比理論上無法清償的機率高了兩百倍。

評等機構的補救之道是承認這些模型有缺陷，錯誤在他們。但在國會的聽證會上，他們規避責任，聲稱他們是運氣不好。他們怪罪的是外在的偶發事件：房市泡沫。

「對住宅和房貸市場極度衰退大感意外的不只標準普爾。」那年十月，標準普爾的負責人德文‧夏爾馬（Deven Sharma）這樣告訴國會。「不管是屋主、金融機構、評等機構、管理人員還是投資者，幾乎沒有人預測到將要發生的事。」

沒有人看到事情要發生了。你沒辦法表述自己無辜的時候，就宣告你的無知吧：預測失敗的時候，第一句辯解的話通常就是這一句。但是夏爾馬的說詞是謊話，屬於偉大國會傳統的「我跟那個女人沒有性關係」、「我從來沒用過類固醇」之流。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人就看到了房市泡沫就要發生——而且早在事情發生前許久。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是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家，早在二〇〇〇年就在他的書《不理性的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裡提過房市泡沫的開始。迪恩‧貝克（Dean Baker），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一位刻薄的經濟學家在二〇〇二年八月就寫過關於泡沫的事。《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 magazine）的一位通訊記者行文向來保守，在二〇〇五年六月也說到了「史上最大的泡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在二〇〇五年八月也寫道了房市泡沫及其無可避免的結果。「這已經融入在系統裡了。」克魯曼後來告訴我。「房市大跌不是黑天鵝。房市大跌是房裡的大象。」

普通的美國人也很關心。Google對「房市泡沫」一詞的搜尋次數從二〇〇四年一月到二〇〇五年夏天增加了大約十倍。對這個詞的興趣最高的，是曾經見識過房價暴漲最多——也即將經歷最大跌幅的那些州，例如加州。事實上，對房市泡沫的討論十分普遍，值得注意。「房市泡沫」這四個字在二〇〇一年的新聞報導中只出現過八次，但到了二〇〇五年躍升到三千四百四十七次。知名報紙與期刊對房市泡沫的討論大約每天增加十倍。

然而，評等機構——他們的職責在於評估金融市場的風險——卻說他們沒看到。你應該看得出來，他們似乎認為這是他們辯解最好的說詞。他們預測的問題根深柢固。